　　这是我们对斯特劳斯-卡恩的第三次专访。第一次是2008年2月15日，他以IMF总裁身份首次访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正愈演愈烈且结果难料。第二次是2008年11月4日，距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足两个月，危机已升级为全球风险，并危及实体经济，各国决策者不但缺乏步调一致的有力行动，贸易保护主义却乘机泛起，世界经济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这一次，金融危机阴影渐散，欧洲主权债务市场经历了最动荡的时刻，而美国、欧元区及日本三大经济体复苏依旧疲弱，新兴市场则面临资本流入剧增，以及与此相伴的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升压力，一些国家基于国内外因素，正酝酿新一轮的经济、汇率干预或反制措施。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争执的最显眼目标和施压对象。

　　上一次，IMF媒体负责人的一项要求正是“提问不要涉及人民币”；这一次禁区已破，斯特劳斯-卡恩的声音不仅代表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更可能会影响各国未来政策实施的手段。

　　危机改变了IMF。斯特劳斯-卡恩领导下的改革，使IMF回到全球经济决策舞台的中心：它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一改传统贷款僵化缓慢的执行程序，为经济根基良好的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快速支持，使墨西哥、哥伦比亚、波兰最终无需启用贷款就平息了市场风波；在希腊债务危机中，IMF与欧盟携手，为欧元区提供1100欧元保障（IMF承担300亿欧元）；在全球政策协调中，IMF又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为将来金融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再平衡出谋划策……其结果之一是，IMF持有的货币资源从危机之初捉襟见肘的2500亿美元猛增了3倍至万亿美元。

　　现在，斯特劳斯-卡恩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促成维系全球协调的态势，打压日渐高涨的货币战、贸易战情绪；考虑构建真正的“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框架”。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IMF是否能成为公正、可信的监督人、协调人、裁判员和执行者，更取决于其自身的改革进程，而这需要获得成员国的信任。若要实现理想规划，提高IMF合法性成为要务，斯特劳斯-卡恩的重担并没有减轻。下个月就是首尔G20峰会，要谋划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和经济增长框架。

　　重要的是美国怎样

　　“美国仍有不确定性，至少还需要有三季度、四季度的更多信息来判断，但IMF还是比较乐观”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冰火两重天，货币、贸易等争端由此而生。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明年为6.4%，而发达国家今年仅增长2.7%，明年增速更可能降至2.2%。

　　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尽一致。美国经济衰退在2009年6月底正式结束，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也自2009年四季度强劲的5.6%，一路下滑至今年二季度的1.7%，失业率至今已连续18个月高居9%以上，初步的复苏尚未带来就业的明显改善。作为回应，美联储在8月10日暂停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自然回收，又在9月21日发出“制造通胀”的宣言，进一步放松货币几成定局。

　　在大西洋彼岸，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反复，即使有欧盟与IMF联袂主演的大救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之后，近来爱尔兰与西班牙银行危机又使其国债利差急升。一方面，财政紧缩方案面临着国内政治的强烈反弹（如近期的欧洲大罢工）；另一方面，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最终难敌政治压力，开始购买主权债务，“欧式”数量型放松意味着又一架印钞机正式启动。

　　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财政政策是整顿还是刺激？欧元区勒紧腰带的紧缩措施能否推行下去，是否过严而抑制复苏？如何看待美欧持续货币放松对全球流动性及新兴市场的影响？

　　财新-《新世纪》：如何评价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和它造成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政策矛盾？

　　斯特劳斯-卡恩：我认同你的说法。全球复苏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不同步。复苏发生在亚洲、南美和非洲。现在欧洲情况不妙，很显然他们的复苏很慢。但最终问题、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到底会怎样？美国仍有不确定性，至少还需要有三季度、四季度的更多信息来判断，到底是像我们的基线预测一样（我们比较乐观），虽然比较慢，但是还是会回到正轨，还是有一些下行风险？

　　各国状况不同，因此应对政策也不同。这与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大不相同，当时全球几乎在同一时间面对同一个危机，于是不同国家才能够在货币和财政领域都实行同方向的政策。现在，危机快要过去，形势自然发生了变化。

　　但我们继续要强调的是，即使政策不同也必须要有协调，比如通过G20的相互政策审议（mutual assessment）途径。协调不代表统一，不代表各个地区政策相同。协调意味着各自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变得更好的体系。

　　财新-《新世纪》：欧债危机是否已经结束，爱尔兰会不会变成新的爆发点？

　　斯特劳斯-卡恩：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爱尔兰情况，但是爱尔兰GDP大概只占欧元区的1%。爱尔兰可能确实会有问题，但不太可能引发欧元区的一次大危机——我们认为两种情况也都会有解决措施。

　　更让人担忧的是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够快。虽然金融危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其社会影响特别是失业影响还没有过去。

　　财新-《新世纪》：如何评价在欧债危机中IMF与欧盟的合作？解决这一危机会不会把腰带勒得太紧了？

　　斯特劳斯-卡恩：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与欧盟当局和欧洲央行在希腊危机中合作得很好，特别是现在双方合作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

　　关于财政紧缩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些国家确实在悬崖边上，需要使劲勒紧腰带，希腊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但另一些国家还有很大空间，他们需要在中期内整顿财政，但不需要那么快行动，而是眼下要更多支持需求。

　　财新-《新世纪》：对于那些可能采取持续刺激的国家，致使全球流动性猛增，IMF能不能约束他们？

　　斯特劳斯-卡恩：如果情况恶化，发达国家尾部风险升高，他们就只能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才能避免经济下滑。我目前不敢肯定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们必须有能力这么做。

　　当然，影响会伴随而来，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今后几个月，我们需要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我们认为情况很可能会变好。当然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不能因为美国私营部门需求不强，需要继续刺激，就来责备美国。美国复苏停滞或减弱，对任何国家都不利。

　　货币争论可能掩盖结构问题

　　“协调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能指望由别人来解决你自己必须解决的结构问题”

　　正如斯特劳斯-卡恩所说，随着危机大体过去，各国逐渐回到将重点瞄向本国的政治需要，全球政策协调的动力正在减弱。近日美国报端频现“贸易战”“货币战”字眼，这为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大比分”通过了HR2378《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又称“莱恩-莫菲”法案），它旨在促使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性损害后，可实施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正是法案的头号标靶。

　　虽然在今年内形成立法的可能性较低，但美国政府势必承受更多来自各行业及民众的压力。众院版草案规定，美国商务部在决定反补贴救济措施水平时，要参考IMF的方法论与结论，这又将IMF推至聚光灯下。

　　好在磋商的大门并未锁住。正如不少支持法案的美国议员所说，目的在于推动变革而非制裁。

　　最佳佐证之一，即为众院最终版本语调略有软化，由最初的（确定存在低估后）“要求”商务部采取措施，变为“有权”行动。即使确认整体币值低估，美国行业、企业还要独自申请，逐案审理。

　　无独有偶。面临总统大选压力，为应对雷亚尔在过去一年间升值超过30%，巴西于10月4日将外资的金融交易税从之前的2%提高至4%。此前，日本政府在9月对外汇市场实施六年多以来的首次干预，抛售2万亿日元。而市场参与者猜测，除巴西、日本外，东亚、东南亚及南美的多国央行现在都在干预汇市。

　　在一些发达国家看来，外汇干预甚至“汇率操纵”，正是刺激本国超前消费、逆差堆积、失业上升的一大祸首；而新兴市场则会认为，富国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及不断印钞，带来了热钱、资产泡沫和通胀。

　　对此，IMF如何作出评判？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又当如何阻止货币战、贸易战？斯特劳斯-卡恩自然转到了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并且继续寻找一种全球方案。

　　财新-《新世纪》：美欧持续数量型放松政策，有人说也就是不断印钱，给新兴市场带来很大麻烦，这是不是再平衡的一大障碍？

　　斯特劳斯-卡恩：我相信美欧会反过来说，中国政策也让他们头疼。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解决的。诚然，各国有自己的主权，有权利也有意愿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但很显然，进行经济政策协调，避免你的政策伤害到你的邻居，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所以IMF才一再重复，认为人民币仍然是低估的，正确的方向是币值重估。这不仅为了世界经济，更是为了中国自身。

　　自从中国政府选择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人民币币值重估正与这个新目标相一致，因为它会有助于控制通胀、支持居民购买力增加，益处良多。但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升值步子应该可以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重估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答案。这只是全球政策中需要做的一部分，有它一个角色，但只是部分角色。

　　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实现政策协调。比如，非常有趣的是，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美国的逆差却没降下来。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把中国顺差下降的那一部分补上了，也就是说中国顺差下降不足以盖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逆差。

　　这些都是我们要在G20峰会上解决的核心问题。G20合作是我们成功地避免更大危机的最重要途径。现在的风险是，危机逐渐过去，大多数国家会回过头来只考虑自己的内部问题，忘了协调的好处。这是不应该的。

　　每个人都得做自己的工作。中国要做的是调整增长模式。我承认这是个非常难的工作，必然是要经过漫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诸多问题。我们不该催中国，但希望要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财新-《新世纪》：另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置已经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当中国采取多元化策略时又遇到阻力，比如日本对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的不同意见。你对这类行动有何评价？

　　斯特劳斯-卡恩：中日对此的争论已有多年，不仅是在货币问题上。今天一些货币上的紧张态势，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我都看到了。我不认为可以通过操纵货币来解决自身的结构问题，不赞同把自身结构调整的问题掩盖在货币争论之下，因为这不是货币就能解决的。

　　眼下，争吵会继续。不少其他国家也会说，我们的币值被高估，要是采取相似的干预会有好处。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到头来货币战伤人害己，无人受益。

　　我的建议是，不要在这种争论中耗费太多精力，而是要一起寻找途径，找到币值的中期道路，通过调整经济基础来解决问题。

　　财新-《新世纪》：那么究竟如何管理已有的、巨大的、越来越难处理的外汇储备？

　　斯特劳斯-卡恩：听到你说太多外汇储备成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一些国家缺少外汇储备也是问题。当前的现实是，各国都在拼命积累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以为这样才能给可能的货币问题竖起一道屏障。

　　也许我们应该想象这样一个体系：身处其中的我们，大家都不需要这么多资源，而是交给一个集中的管理者，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值得将来探讨的一个设想是，把这些资源解放出来，用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同时还有一个集中的储备池，储备池可以由IMF管理。

　　在集中储备的运用方面，危机中我们使用了“灵活信贷安排”（FCL）。这是正确的方向。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当墨西哥从IMF借了500亿美元，它就把IMF当成了一种虚拟储备。当一国有需要，IMF这里有可用资金。最后他们实际根本不需要动用这笔贷款，因为仅仅这一个信号就使风险溢价降下来了。正是有这样一种机制，墨西哥才可以少积累一些外汇储备。我认为这个工具非常重要，如果实现将为各国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这样各国都不用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更不用应对随之而来的麻烦。

　　席位问题即将有答案

　　“份额很重要，但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合法性的惟一指标”

　　谈及外汇储备的管理，斯特劳斯-卡恩眼中流露出“正中下怀”的喜悦，话题自然转移到他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大构想——由IMF管理的国际货币储备池。

　　2009年10月的IMF伊斯坦布尔年会前后，希腊危机尚未引爆，美国复苏势头强劲，金融危机似已成过去。斯特劳斯-卡恩开始着手构思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储备池”规划破茧而出。随后，这一被不少专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倡导，被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走弱打断。

　　今年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和6月G20多伦多峰会上，斯特劳斯-卡恩重提上述倡议，并增加了较FCL更为灵活宽松的“预防性信贷工具”（PCL），PCL可进一步确保各国在必要时获得IMF的资金后备支持。可惜应者寥寥，也许是斯特劳斯-卡恩忽略了外储积累的另一个、各国都不愿承认的动机——出口带动收入、增长和就业。

　　其实，无论是储备池还是其他形式的全球货币体系，成员国都需要让渡部分主权。其先决条件是他们相信IMF是一个公正的监督员、裁判员、执行人。要担当“全球最终贷款人”，IMF首先要博得的是信任。

　　危机前，IMF架构已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相脱节，其投票权和代表性难以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权重稳步上升的现实。IMF当然不被信任。危机中，斯特劳斯-卡恩在IMF改革问题上一往直前，努力增强IMF合法性。其中一项显著成就是，IMF同意转移至少5%的份额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不过，困难之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高权重国家并不愿意出让投票权和代表性，除了份额问题上的抵制，IMF现有24个执董席位要“归位”到章程规定的20席，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得不动用一票否决权。欧洲阻力仍在。

　　此外，IMF机构内部的共识仅仅是第一步，更需要187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逐个审批通过，过程之繁杂拖沓不断考验人们的耐心。比如，2008年通过的一次份额改革，用了近两年才得以实施。

　　这样，基本上不会超过1%的份额调整，对成员国中的后起之秀究竟又有多少实际意义？斯特劳斯-卡恩似已找到答案。

　　财新-《新世纪》：如果要建立起这样一个IMF管理的全球储备池，必然得取得各成员国的信任，IMF能否做到？

　　斯特劳斯-卡恩：答案是肯定的，IMF必须提高合法性。这里的逻辑线条是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方案，全球方案需要国际机构，国际机构需要合法性。我们在讨论IMF合法性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想到份额。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

　　一项改变已经实现：我们在2008年作了一次调整，让发达国家转移份额至新兴市场。我们现在要再做一次，将至少5%的份额转移到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但我认为这不是结束。

　　众所周知，中国会变成IMF最重要的三大股东之一，这是非常大的成就。毫无疑问，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的地位会更显要。现在，我们总是可以争论说，具体份额的问题还是个“逗号”，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是IMF的一个重要股东。从这点上来看，合法性对中国来说是绝对清晰的。

　　但合法性不只局限在份额上。近来我总爱说，合法性就意味着更多中国人在IMF工作。我非常高兴有中国人来IMF，工作个三五年，或者在这里长期工作。我在选择朱民担任特别助理时就证实了这一点。这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发出了一个这样的信号：中国要在IMF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份额很重要，但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合法性的惟一指标。

　　财新-《新世纪》：你是如何定义朱民的角色，又是如何评价他的工作的？

　　斯特劳斯-卡恩：IMF有来自中国的高层管理者是一个正确决定，有朱民先生尤其如此。朱民来的时间还不长，但他在IMF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大家都看到了他的职业精神和技能。他非常有帮助。我很高兴做出这个决定，我们一起合作非常愉快。几周内我会去上海参加一个金融会议，正是由朱民组织筹办的。

　　财新-《新世纪》：你刚才说的是IMF“票子和位子”（shares and chairs）中的份额问题，但关于削减执行董事人数的问题，近来又有一些来自欧洲的抵制声音，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斯特劳斯-卡恩：成员国正在讨论“席位”问题，我认为欧洲会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一些灵活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有个席位。这是成员国之间决定的问题，我认为会在未来几天到几周内有答案。

　　我不赞同把欧洲当恶人，说他们就是反对新兴市场提升影响力的障碍。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地位下降自然不那么情愿。但我想欧洲能够理解。

(责任编辑：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