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证监会的成立对监管证券市场，维持证券市场正常秩序；为证券市场正常运行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为证券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和发展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口述者：刘鸿儒
刘鸿儒，高级经济师。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树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证监会诞生的台前幕后
作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的拓荒者，我常常回忆起证监会的诞生和成长，以及我在证监会那艰辛而快乐的700多个日日夜夜。中国证监会成立后，我常说，我们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开了荒，修了路，铺上轨道以后，后面的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快车了，所以比较辛苦，也可能走弯路。
李鹏总理的指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很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机构，统一法规、统一制度、统一监管。证监会成立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而且人民银行作为主管单位，在人力和精力上都顾不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1991年3月7日，国务院召开研究股票市场问题的总理办公会议。会上，李鹏总理指示，由李贵鲜同志牵头抓股票市场工作。考虑到此项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为协调各部门关系，加强对股票市场的领导，人民银行建议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这个请示得到李鹏总理的认可，并从此建立了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
虽然股票市场办公会在协调资本市场的各方面工作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只是在一定时间开开会，议论一下，不是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没有权力行使统一监管的职能。证券市场还是缺乏统一、严格的监管。
“8·10”事件催生证监会
1992年，由于前几年股票市场的示范效应，全国都掀起了“股票热”，最终引发了深圳的“8·10事件”。1992年8月6日，深圳对外公布将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8月8日，来自全国的120多万人涌向深圳，在发售网点的窗口前通宵排队；8月9日，各网点开始发售股票认购证，结果不到1个小时就卖完了；8月10日，群众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有些群众打着“反腐败、反舞弊、要求公正”的标语到深圳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少数人乘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
“8·10事件”表明，股票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哪怕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是带来政治风险。
深圳“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1992年8月8日-12日，也就是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慎重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我记得当时很多省市领导同志风趣地说：“上海、深圳两市能吃肉，我们能吃点骨头也行！”
我要说明的是，这次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会议期间，正好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进程作出指示。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证券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为刘鸿儒(兼任)、周道炯，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朱镕基副总理让我出山
1990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
当时业界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向朱镕基推荐我来出任证监会主席。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朱镕基同志比较熟悉。
他找我谈话，要我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他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我说，出了事哪有让总理出来承担的，当然我要承担。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当时我便答应了。
为什么明知是火山口还答应出山呢？因为我的改革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从1980年起，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1980年代银行改革工作已做出眉目来了，但是1990年代开始推进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改革并没有完成。
1990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飞机上和我谈话时，我曾经认真的表示过，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会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压力，甚至再大的打击，我也要拼着这条老命，义无反顾地把这项改革推进下去。
当然，我的头脑是清醒的，知道这个职务的担子很重，风险也很大。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一切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当时出现了深圳“8·10事件”，为了稳定全国大局，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做充分的准备。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就迅速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并对外公布了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命。可以说是临危受命、被迫上马，而且必须加鞭快跑，立即投入战斗。
首先做的“两件事”
在朱镕基同志找我谈话后，我赶在证监会正式成立之前，迅速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邀请台湾有经验的朋友到北京来开座谈会，让他们介绍台湾具体的经验教训。
这些朋友中有的是从台湾证监会的工作上退下来的，有的是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也有的是熟悉金融业务方面的专家。我的台湾朋友帮忙组织，他们自己花钱租了凯宾斯基酒店——因为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也没有钱可供开支。我们整整座谈了三天，会后邀请他们到我家喝茅台。这三天座谈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台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谈到深圳的“8·10事件”时，他们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块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没有排队，也没有舞弊。我后来把这些经验写成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实际中也就采取了透明的无限量发行认购表的办法，解决了当时股票发行的困难。
第二件事是请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朋友帮我收集整理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来世界上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措施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我研究了国际经验，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写了一份关于证监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报告。标题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我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国证监会时，患了突发性耳鸣，住在301医院的西部大院。那里环境比较安静，医生说是过度紧张带来的，需要打点滴，休息治疗。住院期间，我看了大量的资料，思考了不少问题。
借钱租房建证监会
根据国务院尽快建立机构并开始工作的要求，我们在11月份就正式成立了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草创之初，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办公地点。
当时财政部答应给开办费，但是还没有如期拨款。没有钱怎么办？我就让我的学生找关系借了200万元，又从联办借了200万元。财政部拨款100万元到位后，证券委办公室和证监会各分50万元。人从哪里来呢？最初的人员来自三个方面，国家体改委、人民银行和联办。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要多找一些专家型人才，因此我们就通过年轻人的推荐，聘请了一些专家。比如说当时的首席律师高西庆、首席会计师汪建熙，还有一批具有海外背景的专家和在国内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我们从十几个人发展到90多人。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到保利大厦租了一层楼，权作创建初期的办公室。
证监会初创时，朱镕基一开始就跟我讲，人数不要多，不要超过100人，最好是请一些专家，待遇可以高一些。我们就按这个要求，陆续聘请人员，到1995年我离开证监会的时候，没有达到100人。当时人民银行过来的干部比较少，我就要求人民银行派几位司局长级别的干部过来。他们就派夏斌过来了。我们还考虑到后勤工作占用人员多，就走了社会化服务的路子，省掉了一大批后勤人员。
机构设置也比较简单，一共设置了如下几个部门：办公室、法律部、发行部、市场监管部、上市公司监管部、国际部、监察部。
第一次大会上的“两句话”
第一次召开证监会职工大会，我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
第二句话是，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南焱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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