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地时间3日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引发全球热议。在4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两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以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对此进行分析。
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并不让人意外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表示,对此政策不应感到奇怪,政策制订者完全是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考虑的。
他解释说,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于世界发达经济体,对其而言,短期内首要任务是使资产价格提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恢复。在此大背景下,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是合乎美国决策者的决策逻辑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他们经常所讲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即在本国金融机构中,这些国家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所以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打滑,使不上劲。”李稻葵说。
李稻葵分析认为,由于一些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上沉重资产负担,即使获得充分现金也不会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其首要任务是短期内提高资产质量,而提高资产质量最好办法是购买成熟资本市场所发行的产品。
基于这个考虑,李稻葵表示,此番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对美国经济本身带来短期、直接、根本性影响,相反,这部分资金会很快流向其他金融市场,导致其他国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这些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有利。
发展中国家应想尽办法挡住跨境热钱流入 李稻葵和夏斌均认为,美国此次采取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面对滥发货币,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应对呢?
“当务之急不是降低本国银行杠杆率问题,而是想尽办法挡住跨境资本热钱流入,阻止这些热钱冲击经济。”夏斌说,目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未必是全面的,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完善、不确定情况下,要看到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处理好自己的政策,来构筑防止外部冲击的“防火墙”。
他进一步认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得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而美国长期低利率是有其制度基础的,那就是为维持美元国际地位,要想根本上解决危机,仅仅依靠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是不够的。
夏斌当日还发表文章说,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于目前国际社会相关治理政策,而是应以更积极姿态,呼吁并参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行动,约束美元对内政策目标和作为国际货币应尽义务的不对称行为,寻求大国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
此外,夏斌还表示,在金融监管上,中国既不要引领世界潮流,也不要简单尾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要学会“以我为主”式的思考。当然,在国内流动性过多、调控难度大的特殊时期,不排除可以采取对信用杠杆放大进行暂时性强约束的制度。
我国货币政策应回归常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则在当日论坛上重申,中国应逐步回归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此前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将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发展要求,继续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
历史上,我国货币政策共有稳健、适度从紧、从紧和适度宽松四种提法,2008年底,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变为“适度宽松”。
“此番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是因为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政策已经完成使命。”张健华说。
他解释说,货币政策应回归常态主要基于五方面考虑:一是我国经济增长得到进一步巩固,二是反映物价水的CPI指数呈现上升态势,且仍有进一步上涨可能,三是我国失业率水平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四是国际收支趋于平衡,我国贸易顺差增速由负转正,贸易平衡状况持续改善,此外,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不断回落,资产拨备覆盖率大幅上升。
张健华进一步指出,明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将面临较大改变,全球经济增速有望加快,同时通胀形势仍面临不确定性,央行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他同时表示,不能让长期的负利率侵蚀居民储蓄资产。
他还说,美国量化宽松会引发外资流入,央行要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信贷适度增长。此外,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他表示明年的货币政策对此也将有所侧重。 (记者华晔迪、王胜先、罗宇凡)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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