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刺激政策加剧经济失衡 呼吁政府放权

　　搜狐财经讯 11月6日，首届财新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深入探讨全球化大变革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谜题以及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以下是搜狐财经从会议现场发回的报道：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摄影：刘丹）

　　但大家这个新的时期的新格局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中国要在新的时期将要快速提升，从一个低的中等收入国家升到中等的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的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有的人说，新的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认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还有一种是说，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要按照“以人为本”的方向进行快速调整；还有观点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依靠“脆弱平衡”维系的格局已经打破

　　我个人比较认同第四种看法。不过对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非平衡，什么叫再平衡，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们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我个人的说法是这样的：新格局的特点是过去全球经济一种非失衡的、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脆弱平衡已经不能持续了。新的时期的新格局的特点，就是要向一个再平衡的方向走去，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能不能在今后稳定的发展，就取决于再平衡进程的状况。

　　为了说明我这个提法，需要对平衡、均衡、非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更加具体的界定。在我看来，在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的互补性，就像人照镜子一样，正好方向相反，虽然两者之间可以达到某种均衡，但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的。这两类经济，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其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中国现在的储蓄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这样的水平不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好像世界各国也是没有的；另外一类经济，其内部失衡的表现是低储蓄率、高消费率，譬如美国。在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储蓄率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

　　从2005年、200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家中国和美国的失衡状况，作过很广泛的、深入的讨论。这两种失衡的经济就本身来说，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负的大缺口。但是这两种经济之间通过贸易的往来，通过资本的流动，却达到了全球经济的一种平衡。是怎么达到的呢？主要通过外汇收支，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结余，通过资本账户的流出和流入，达到了全球经济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由此产生，比如内需不足，最终需求不足；比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比如在各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非常被动。因为我们为了保持这么一种平衡，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大量的增发货币，就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造成了资产泡沫的膨胀，造成了通货膨胀威胁的加大。

　　大家知道，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复苏，走出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就要解决一个再平衡的问题。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复苏的迹象，但是这种经济复苏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但政府的刺激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它能够稳住经济，使经济不至于急速下滑，但是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仅仅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的。美国为了解决它的内部经济失衡，储蓄率由所上升，轻微的上升，但是主要还是靠的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最近美国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数量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经济继续向好。

　　我们去年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9.1%，但是主要的推动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率的因素，是非常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是4万亿的投资以及总量达到11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但从结构来看，进出口继续下降，消费没有明显提高，主要是靠海量投资。这虽然能使得我们去年实现了9.1%的增长，但正像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达沃斯会议上讲的，其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所以，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讲到，我们今后要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解决长期增长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理解，这所谓解决长期增长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我们内部失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分析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然后针对造成这种失衡的主要原因来采取相应措施。

　　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5年、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很多很深入的讨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导致中国过高储蓄率、过低消费率的最深层原因，是增长模式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那么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四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或者叫做知识和技能），它们各自在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结构是怎么样的。

　　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以来，一直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其结果是，在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谓旧的增长方式或者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所以在收入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人，或者说资本收入、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最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而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我刚才已经说过，已经达到了50%的高比重，那么，一个出路就是投资，投资率我们也非常高，现在接近于50%，在46%～47%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还不仅如此，我们还存在着需求短缺、内需短缺的现象，需要找另外一个出口或者“出钞”的方式，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样就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说不能改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要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从危机中走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去年到今年来看，调整内部失衡转变增长方式，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相反还有一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状况。怎么才能扭转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

　　政府权力过大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但是，问题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至少28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要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到以提高消费为基础的轨道上去。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全文是这样的：“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了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实现了，但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没有实现。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

　　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明确了一点，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列举了若干个体制性障碍，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地配置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是因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从我们“十一五”以前的经验和执行“十一五”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很正确的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一语中的、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的焦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这两段话，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想，成败在此一举。这一举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是需要我们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出艰苦的努力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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