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未来加息机会渺茫

　　1994年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胜出，但并没有改变克林顿的命运；相信这次亦一样，既无法改变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亦改不了美国楼价方向。美国60％的债券在未来三年内到期，伯南克有需要在未来三年维持低利率。QE2搞不定，便来个QE3。换言之，美国未来加息机会十分渺 茫。

　　从1922年至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的未来三个月，道指平均上升8.5%，代表未来三个月美股上升的机会高达86%——美国22次中期选举后，有19次美股上升。

　　第三季美国GDP估计升2％，较第二季升1.7％略高，美国经济继续低速复苏。个人消费估计升2.6％，是2006年以来最大单季增幅；但楼价累跌至今，令不景气持续，消费反弹动力仍然不强。

　　中国财富管理前景无限

　　上月人民币加息证明无碍A股上升，反而有利银行股同保险股的利润增长。内地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现金的人愈来愈多，私人银行业务在内地发展迅速，财富管理业务前景无限。在中国十六个大城市有二十家私人银行中心的招商银行（3968.HK）表示，目前它们的客户人数已超过一万，并以每月新增六百个的速度上升，客户手上的资产平均超过2100万元人民币。其它中资银行如工商银行（1398.HK），亦向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成为银行未来纯利的新来源。其它业务包括IPO及Pre-IPO基金、PE基金、VC基金等，较复杂的有对冲基金、债券套利基金、商品期货套利基金、期酒投资、艺术投资等私人银行服务。

　　1986-1987年日本为对抗日元升值压力，把贴现率由4.4厘降至2.5厘，结果引发房地产及股市狂升。1987年10月起日元进一步狂升，令日本股市及房地产火上加油。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日本贴现率由2.5厘上升至6厘，日经平均指数则由1990年1月的40000点开始下滑、楼市由1990年6月开始回落，前者至今跌幅最多达75％，后者更达80%。日本失业率由1991年的2.1%上升至2004年的4.7％，为迄今为止的最高点。

　　日本第一个量化宽松政策在1992-1995年生效，动用了65.4万亿日元。第二个量化宽松政策1998年推出，减税2万亿日元，开支增加40.6万亿日元。第三个量化宽松政策在1999年推出，共18万亿日元。第四个在2000年推出，增加11万亿日元开支，并成立一个20万亿日元的基金，直接向商业机构贷款。第五个量化宽松政策在2008年推出，动用5240亿美元去收购破产的银行。最近再推出第六个量化宽松政策。至今为止，日本政府负债相当于日本GDP的175%，但经济仍然好不起来。美国经济会否陷入日式衰退？不同的是，1985-1995年日元大幅升值，令日本陷入通缩；2001-2010年美元大幅贬值，令美国出现资产升值。

　　“猫狗股”炒得愈劲

　　QE2后，美股进入Uncharted Sea（未知领域）。低利率加上资金泛滥，令投资者继续涌入高风险资产，美汇欲升乏力，香港面对资金涌入亦感到无能为力，情况一如1990-1997年，只有任由泡沫扩大直到爆破。澳大利亚则加息去阻止通胀率高于3%，中国内地也是这么做，加拿大政府则发行大量债券吸收涌入的资金。如何在大风大浪中稳坐钓鱼船？近年债市、股市波幅都不小，人民币自7月起进入另一升值期，代表从今年7月起A股进入牛市第二期，上述看法不会因人民币加息而改变。

　　不少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股价已出现爆炸性上升，问题是如何在它们未大升前把它们找出来。每次升市领袖股都不同，理由是上次上升时的领袖股，机构投资者早已持重仓持有，导致在下一轮升市中，上一次的领袖股必定跑输大市，理由就是over-owned（过度持有）！1970年代农产品、黄金及房地产是领袖，1980年代日本、台湾、韩国及泰国股市及房地产是领袖，香港那时陷入1997年主权谈判期，表现时好时坏。1990年代香港股市、地产成为领袖，加上科网股时代来临。2000年进入BRIC时代，矿务股、石油股、商品及内地A股渐成主角。

　　2010年起的未来十年又如何？

　　去年比亚迪（1211.HK）由8港元升上90港元，但今年跌幅接近50％。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吉利汽车（0175.HK）身上，由几角升至4.8港元，之后又回落至2.5港元。由此可见何时买卖十分重要。神威药业（2877.HK）由去年10月的4港元升至今年10月的27港元，上升5.7倍；六福（0590.HK）由2港元升至22港元，上升10倍；腾讯（0700.HK）由40港元升至180港元；旺旺（0151.HK）由2.5港元升至7港元。今年7月起，大量资金流入香港股市楼市，目前港股同楼价虽然偏高却无法下调，所谓愈是“猫狗股”愈炒得劲。

　　去年3月美国政府首次运用量化宽松政策，令美汇指数由89.62跌到去年11月的74.17，美股则大升至今年4月。 11月再推出QE2，功效又如何？

　　央行往往受制政治因素

　　汇率及利率是政府调节当地经济的有效工具，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缺点则是令政府失去上述两大调节经济的工具。在正常情况下，当经济出现过热，中央银行可把利率推高至消费物价指数（CPI）升幅2厘或以上，例如1981年8月美元利率曾高出CPI升幅7厘，令经济迅速冷却；反之，中央银行只要将利率压低至CPI升幅之下，产生负利率环境，便可刺激当地经济复苏。汇率方面，如将它压低可引外资流入，刺激当地经济向上；将它提升便可令资金外流，令经济降温。

　　不过，政治因素往往左右央行的决定，例如1985年日元偏低引发外资流入，令日本经济过热，正确的做法是央行推高日元汇价减少外资流入，同时将利率提升去对付内部经济过热。但这么做会影响日货出口竞争力，结果央行反其道而行，为减慢日元升值速度（令外资进一步流入）而减息（令内部过热经济进一步过热），1989年6月经济泡沫化后才急急加息，以及容许日元快速升值，资金由流入转为流出，令经济迅速冷却。到此地步，日元利率即使降至零亦没有用，因为无法产生负利率环境，除非将日元汇价推低，1995年4月日本央行虽曾这样做，但受其它国家反对而收手。于是，日本只有长期面对汇价偏高而经济好不起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