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民间的金本位

　　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去年1月上旬，我和几位同学在都江堰一个叫茶坪的山村里小住数日。当时调查的题目是“灾后联建”。那是成都市在汶川地震后推出的一项地方政策，要点是开放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出资参与受灾农村的灾后重建。我们住在一家刚刚建成的二层搂的农民新宅子里，房子的建筑质量、外观和内装修都相当够水准。户主说盖新房投资的大头是外来联建人出的，自己仅负责内装修。原来这家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损，按联建政策以宅基地一小半面积的使用权为条件，找到城里的一位合作者，先修盖农民住宅，再修建归外来联建户的房子。在这所农民新居之侧，我们果然看到还有一处住宅的外壳已有了模样。这就是灾后联建：受灾损的农民出让部分宅基地40年的使用权，换得建新居的投资。难怪我们的房东谈到联建，有份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茶坪结识了不少村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明福。老刘是茶坪的老支书，为了“培养年轻人”，刚刚退了下来。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他又被推选为村长，反正是一位颇有威信的村庄领袖人物。别看老刘初中尚没毕业，他关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知识可是一等一的。格外了得的，是他那风格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能力。比方他向我们赞美自己的家乡，说茶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时候，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是活不过100岁，那完完全全就是你个人的责任！”

　　与老刘相谈甚欢，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他请教。那几天的交谈得到不少宝物，今天要秀给读者看的，是与本系列评论有关的一件。那是老刘闲话家常中提到的一项承包合同，他讲得随意，我们听得入神，完了还到他在河沿坡上的家中翻找出这份合同原件，征得老刘同意之后，把每页都拍照存档。

　　故事简单：1999年刘明福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承包期从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双方商定的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其中前10年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双方当时议定的承包费，怎样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未来岁月的考验？最关键之处，是当时约定支付的承包费，几十年后究竟交多少才算对头？

　　双方在“多次讨论、反复协商”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该合同第六条如下：“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普通工艺品115元/克为标准，以后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这里，“普通工艺品115元/克”这几个字是手写的，看来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日查询了黄金市价后写上的。

　　这条款的意思，是每年交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给予“贬值或升值”的调整。具体的办法，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时的金价为准，确保未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要保证未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确保以后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如2010年的金价为每克280元，那么要交的承包费就应该是1217.4元，因为从黄金平价的角度看，这笔承包费恰好等于1999年议定的500元。要是2010年还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

　　我问这么精巧的合同条款，是谁想出来的？老刘的神情说，当然非他莫属。我又问，你是要交承包费的一方，按黄金平价调节未来每年要交的承包费，对你有什么好处？老刘教育我：交易可是要讲公平的呀，再说，以后我也可能再转让，那时我就要收别人的转包费啦。他说得多明白：一是合约公平，二是买家也可能当卖家——为什么那么多公式化的 “合约经济学”，能明明白白说出这两点的凤毛麟角？

　　当然，以黄金平价来应对货币币值可能变动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我们对他那包括了黄金条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不过，我可不是为了猎奇才紧追到他家里去的。这几年在成都考察城乡统筹，看过与土地相关的合同也算不少，发现以实物商品来约定合同支付价格的，还真的很普遍。凡是涉及未来多少年的土地转让合同，通常都以粮食标价，比如每年每亩土地转让的对价是800斤到1000斤的黄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等大米等等。为了避免交实物的不便，这类合同一般也写明，以秋后某一时日的市场价格把实物折成货币。这么说吧，比较短期的合同（如两三年就完成的联建合同），直接写货币价；十多年的土地转包，以粮食实物计价定合约；更长期的合同则选黄金平价。

　　这就带来本文的标题——“民间的金本位”。意思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道理也简单，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如果自身价值起落变动很大，陡然增加交易的障碍，势必抑制交易意愿、损害市场合作。市场中人趋利避害，维系币值稳定当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问题是，影响币值稳定或不稳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刘当之无愧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不过对他而言，那些影响币值稳定的因素几乎都是不可控制的。老刘当然不能决定谁当美联储主席，当然也无从控制究竟是毕生研究大萧条教训的伯南克主导美国货币政策，还是对通胀危险更敏感的其他人——例如最近公开撰文批评QE2的泰勒——有资格成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政策掌门人。老刘也无从控制美国超发的流动性究竟有多大一个量会流向中国，构成所谓“输入性通胀”的滚滚波涛。老刘甚至都不知道，在上海外滩的外汇交易中心，中国的央行年年月月日日要动用多少基础货币收购外汇，然后又要在兼顾增长和通胀种种复杂影响的情况下，决定动用多少政策工具来回收流动性，还有其他等等。老刘不可能控制、影响这一切，因为他是普通人。这里普通人的定义，就是他无从控制影响币值稳定的所有因素，但币值不稳定的结果，却终究要影响他手持货币的购买力。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可观察的民间金本位：人们以某些商品实物甚至以黄金为本位，重新为法定货币标价。初看起来是无法回答的问题——10年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究竟相当于多少元？——以商品实物或黄金变动的市价来算，就能找到大体可靠的答案。这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普通人与普通人还是可以缔约做生意，还可以签定长达数十年的合同。至于实物商品和黄金的市价变动，应该是反映了供求的。更根本的，是反映了人们关于货币币值变动趋势的预期。这是在全球官方金本位制度终极之后，黄金市场仍然活跃的一个原因。

　　民间金本位的顽强存在，表明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制度 （Fiatmoney）最后还是有一道约束。它的积极含义，是货币当局维系币值稳定的政策取向，总会在民间得到最大多数普通人的衷心拥护。毕竟，“黄金条款”也还是合约过程中的麻烦，如果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这种麻烦还是能少则少、能免则免。■

　　（此为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十四；本文首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