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升值遏“热钱”

　　治理通货膨胀要既立足于当前又要放眼于长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11月1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为加强流动性管理，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投放”，再行上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十天内连续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年内第五次上调。据分析，此次存款准备金上调将冻结银行体系约3500亿元资金，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仍然有限。但决策层面对通货膨胀压力不至漠然、必有作为的宏观政策取向，已经越来越清晰。

　　中国面对广义通货膨胀风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在导致通货膨胀的各种原因之中，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正是重要外因。因为这一政策在竭力挽救美国经济之表的同时，正在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新兴市场是其重要出口，中国首当其冲。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已经高达4.4％，到年底极可能达到5％或更高。直面无情现实、防止通货膨胀升温，已成当务之急。

　　应当承认，即使没有外资流入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已经相当明显。

　　许多学者认为，在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有意无意存在低估通货膨胀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等领域的价格上涨未能在官方统计中获得反映，另一方面则因为“淡化通货膨胀预期”成为官方表述本能。但即使从官方统计看，中国的CPI从今年初即拾阶而上，到8月至10月，已从3.5％、3.6％升至4.4％，央行确定将年内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内的目标势将不保。更重要的是8月至10月三个月内，环比增长分别为0.6％、0.6％和0.7％，这种最新态势的变化显示增速可观，远比同比（体现过去12个月变化）数字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心焦。

　　较之CPI，10月中国的食品价格涨幅更大，上升了10％。这是通货膨胀压力逼人的另一重要体现。食品虽然只是高通货膨胀的指标之一，毕竟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直接证明，且极易推动通货膨胀预期。此外，国内的民工短缺、劳资矛盾加剧等因素导致工资水平大幅上升，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如电、水、气价均普遍上升，无疑也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现象，中国去年全年新增贷款达到9.6万亿元，今年很可能超过7.5万亿元，存款利率又持续数月低于CPI，这种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绝不可忽视。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既有通货膨胀可能，则在此基础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又成了推动中国通货膨胀与泡沫形成的新增风险因素。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更因为各国宏观经济局面的不对称性，如果美元流动性泛滥，往往流往新兴经济体。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曾使大量资金流向东南亚等“经济洼地”，如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这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中国必须防止历史重演。对美国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政策。中国防止通货膨胀必须加强作为，提息、升值和加强资本管制都是必须采取的措施。所谓周小川“池子”，当是直面通货膨胀威胁的综合政策手段的结果（参见本刊上期封面报道）。

　　因为种种误解，中国过去在许多舆论层面对人民币升值有巨大误读，视之为“敌人拥护我们要反对”之决策。但是，长期不升值后果严重，最重要的是影响了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更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此次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重启，对中国有如此直接猛烈的冲击，事实上正与人民币缺乏弹性汇率机制直接相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于今年6月重启汇率改革，在此框架上稳步升值，较快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形成，当是明智之举。

　　与升值相同步的加息，是避免资产泡沫的另一宏观政策选择。中国目前“热钱”滚滚，可能会成为加息的顾虑。但资产价值上升趋势已成，不加息不足以阻其根本。

　　此外，当前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未开放也是可乘之“机”。可以采取适当管制措施，在短期内集中打击“热钱”流入，增加其流动成本，则可能收取阻击“热钱”的一时之效，为加息和升值营造相对稳定的小环境。当然，资本管制只是临时措施，在大局稳定之后必须积极推进资本项下的开放，为中国建立起有弹性的、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治理通货膨胀的步骤既立足于当前又要放眼于长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在冲过困难期之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改革拓进正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