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性转折

用光学显微镜在反射暗场模式下放大500倍，观察宣纸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1000倍，观察宣纸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

　　一、书画真伪，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

　　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鉴藏资料，我有两种感觉比较强烈。

　　第一种感觉是：灾难深重。中国古代的无数书画珍品曾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有的收来藏去难逃厄运，有的灾去祸来险中传世。历代书画名家的精品流入宫廷庋藏，好似进入了封建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之地，其实大都后患无穷。且不提宦官内盗和昏君用其陪葬之事，就说改朝换代难免的血光之灾，有多少书画作品由此遭浩劫。再说内乱与外侵，又有多少书画珍品毁于战火、失于掠夺。至于民间私藏的书画珍品，因家族衰败而散失和因天灾人祸而损毁的多得无法统计。中国古代不缺少书画创作者，也不缺少收藏鉴赏者，但缺少书画艺术品保护的研究者，更缺少艺术品典藏的良好机制与环境。因此，由于保护不善渐渐“老死”的书画艺术品就多得无法统计。然而，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却给当代造假售假者提供了编造传奇故事的丰富素材和想象空间。所以，不管是传世的还是新伪造的古书画赝品，几乎每一件都被当代人编造了一个动听的历史故事。欺世的名人伪作加欺世的传奇故事，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必然会更严重。

　　第二种感觉是：真伪难辨。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众多原本，而且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临本、摹本、仿品、赝品。临、摹、仿曾是中国古代书画学习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作品传承的重要途径。许多古代临本、摹本、仿品流传至今，也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文物价值。例：现存的王献之《中秋帖》被当代书画鉴定界人士考证为宋人临本，而其依然为难得的重量级文物。不过，若把古人的临、摹、仿之作故意或无意地误为原作，也就变成了赝品。很久以前中国就有了书画作伪者，我曾试图考证中国书画赝品的第一个制造者和第一次书画真伪鉴定的实践者，由于历史的某些脚步是不留痕迹的，仅凭尚存的历史文献不能准确查清，所以至今对此不敢断言。其实，书画造伪与辨伪的历史起点能否考证准确，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深入研究，找到更多更准确的历史记忆和科学依据，全方位地正确认知中国书画创作与鉴藏的历史真面目。

　　我从中国书画历史资料的研究中发现，元代之前的临、摹、仿行为多数是为了学艺，甚至还为了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传世，恶意制造名家书画赝品者较少。因而，书画临本、摹本、仿品与鉴藏活动之间的道德冲突、利益冲突较少，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较少，其欺诈性与对抗性也较弱。自明中期开始，以“苏州片”为主要产地的书画作伪业开始泛滥，临、摹、仿、造、改、配、添、代种种手段兼用，并由个体作伪演变为分工绘制、作坊生产、商业销售。于是，中国书画作伪由此开始愈演愈烈，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逐步社会化了。其利益方面的对抗性越来越明显，欺诈与反欺诈的手段越来越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不断较量过程中，鉴定工作者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之“眼学”。当然，此“眼学”并非中国书画鉴定学。虽然曾有人力图将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专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面对书画真伪这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专家曾于上世纪 80年代巡回全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共同鉴定了数万件古代书画藏品。他们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真伪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去统一意见，而是将每个人对每件作品的不同意见都记录下来。我曾见到一份针对235件元代以前作品汇集成的表格式资料，题名为“元以前传世书画作品专家不同意见”，并在表后说明：“以上只是就手中的资料简略的列表，便于浏览。从中可以看到对元以前书画鉴别，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可知这中间存在的难度。工作艰巨，有待继续克服，更有望于来者不断攻关。表中对国外收藏古书画的小部分，附加一点意见。所有国内外私人藏品不在此列。表中各家意见，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结论。特此申述拙见，伫候各方专家、读者有以教之。”［1］老专家们的求实态度确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