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家》
作者：植美娜
贝祥投资集团（下称贝祥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已经习惯了频繁往返纽约和北京，他领导着贝祥投资集团驻扎在美国纽约的子公司贝祥资本。在贝祥投资的“团队介绍”页面上，跟公司创始人贝祥一样，马克也拥有一个中国名字——戴马克。
缘起贝祥大使
在加入贝祥投资之前，戴马克在Jefferies & Co.任董事总经理，负责这家公司相关的投行业务。可以说，25年的投行工作是他的全部事业。
Jefferies & Co.是拥有近50年历史的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是专注于服务市值在5亿至50亿美元的中型企业的新型投行（Boutique Investment Bank）。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新型投行在国际上的叫法是精品投行。首先从投行自身规模和所服务企业的规模上看，要比传统投行小。另外在业务上，更专注于投融资、上市、重组、并购、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业务链服务。它们既可以在某一业务上深耕细作，也可以是全面的金融解决商。
2007年，由毕马威和风险资金新媒体组织Always On给出的一份针对直投、并购、IPO能力的排名中，这家公司在新型投行中排在榜首。从这样一家投行出走，加入一家总部设在中国，当时仅年满七岁、名而不见经传的中国投行贝祥投资，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
贝祥投资的成长很大程度依仗着其创始人兼总裁霍华德·贝祥（Howard Balloch）个人的明星效应。这位有着25年政府工作经历，其中近6年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商人是贝祥投资的金字招牌。时至今日在网上搜索“贝祥”二字，在第一篇搜索页面上出现的不是贝祥投资，而几乎都是这位大使转身做商人的故事。
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戴马克与贝祥相识。刚开始戴马克只是为贝祥投资介绍自己的客户，贝祥投资在中国为他们的交易提供服务。这些客户与贝祥投资合作以后，告诉戴马克，贝祥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他们很满意。这也因此吸引了戴马克加盟其中。
“贝祥投资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霍华德·贝祥本人。”戴马克说，“他以自己在中国的背景和关系使得贝祥投资出落成一家在中国独立的、领军的金融顾问。”
如果选择一个词来评价贝祥，戴马克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充满活力”。“他总是在工作，时刻准备好。”戴马克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因为我在美国，经常会早上5点钟接到他的电话，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也聊得非常非常晚。”
一次几位媒体记者问贝祥：“你平时主要干什么?”贝祥使劲地回答：“工作！工作！工作！”
戴马克加入贝祥投资的原因或者有点复杂，但根据他的说法，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其有生以来第一次中国之行。2007年2月的假期，他决定到中国度假。在回忆中再次看到当初那个令他精神振奋的中国，戴马克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哇！我完全懵了！”3年过去了，他还是很激动。“你能在《纽约时报》读到中国，可以在《经济学人》读到中国，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但是当你真的来到这片土地，你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回到纽约以后，戴马克做出了改变自己事业的决定。6个月后，他正式“入伙”贝祥投资。
职位还是董事总经理，手里还攥着在美国的那些客户资源，只不过戴马克的重心移至中国。
去年戴马克13岁的小儿子克莱斯特到中国来度假。“他非常喜欢北京，特别是第一次到长城、故宫，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在博物馆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戴马克说。
站在副承销商的背后
挖来戴马克的那一年，正是贝祥投资的转型之年。
贝祥大使刚刚弃官从商的初期，应当说也经历了一段艰辛岁月。2001年，贝祥投资在北京注册成立，最初这家公司只有贝祥和助理二人在撑门面。一开始它只是一家顾问公司，主要为来中国的外国公司提供市场进入咨询。
不过当时找到贝祥的客户与其说是为了商业咨询，不如说是为了政治。贝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曾经有一家大型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雇佣我们去游说政府，这不是关于商业本身，而是关于分辨清楚谁在反对他们，谁对他们有利，还有怎么能解决问题，这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事实上，贝祥那时候做了一些类似的工作，“因为我们要吃饭的。”
一年后，来自加拿大的一位大客户敲开了贝祥投资的大门，当时贝祥没想到这位来自故土的贵人后来跟他的贝祥投资在中国建立起了共生关系。
这位贵人就是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当时CIBC的投资银行部“CIBC全球市场”要进入中国，找到贝祥为其设计策划进入战略。
CIBC的投行业务主要以中型市值的项目为主。当时，高盛、美林、摩根等巨无霸已经渗透中国市场多年，贝祥投资对CIBC的建议是拿下副承销业务。此后，CIBC的投行部与贝祥投资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两家协同作业，帮助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于是，贝祥投资就开始了“咨询＋投行”的模式，贝祥大使的作用得以彰显。担任驻华大使6年，贝祥跟中国的一些大型国企、大型民营企业的总裁有不错的关系。早期海外IPO的中国企业多为大型国企，通过承销国航、网通、中国人寿等公司的海外IPO，CIBC在国内打开了市场。
随后的几年，贝祥投资尽管参与了众多中国企业的海外IPO，但毕竟站在副承销商的背后。利润不免受到盘剥，市场上的知名度也不高。
加之2006年底资本市场过热，贝祥决定转型，重点做私募融资和并购业务，并将业务重心转到本土投行华兴、汉能、易凯等所在的精品投行领域。
就在转型箭在弦上的时刻，由于戴马克的原因，贝祥投资又来了两位贵人。
贵人助力转型
戴马克还记得自己为贝祥带来的第一位客户—维尔卡国际集团（WireCo WorldGroup，原美洲钢绳公司WRCA），这是他正式投身贝祥投资之前的一年，从那时起戴马克开始真正了解贝祥大使。
维尔卡国际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钢丝绳制造商，业务范围小到桥梁建设，大到航空母舰。这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有5家工厂 ，在墨西哥有2家，在德国有1家。
戴马克介绍，当时维尔卡国际集团正在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突破口。他们最初只是想在中国买下一家钢绳的供应商。“随着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案子，我们对中国市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最终他们（维尔卡国际集团）的决定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戴马克说，“因为他们发现一家强大的本土公司在这一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
这家公司就是武汉钢铁集团（下称武钢）旗下的江北公司。贝祥恰好跟武钢有着良好的关系，于是戴马克把客户介绍给了贝祥，世界钢绳巨头跟武钢走到了一起。“通过合资的方式，他们最后在武汉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钢绳制造装备。”戴马克介绍说。
维尔卡国际集团钢绳年产能超过10万吨，中国的生产基地为其增加接近5万吨的年产能。
成立的公司叫做“武钢维尔卡钢绳制品有限公司”，虽然武钢的名字排在前面，但是维尔卡国际集团投入9900万美元，获得了绝对控股权（控股51％）。
“这次合作非常愉快，之后贝祥投资跟这两方都有进一步的合作。”戴马克介绍说。
戴马克的这次搭桥，不但为维尔卡国际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架起了一条通路，更为贝祥投资与武钢，甚至与武汉这个城市之间的故事开了个好头。
而后不到一年，贝祥投资再度作为财务顾问，为武钢引入维尔卡国际集团2亿美元的投资，建设武钢集团江北钢材深加工基地，直到后来贝祥投资在武汉成立了自己的首家分公司。
去年，由贝祥投资作为财务顾问，武钢对加拿大专营勘探开发的矿业公司CLM进行2.4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根据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武钢还将与CLM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以CLM在加拿大东部的铁矿石项目为主。目前武钢与贝祥投资正在洽谈新的合作，不过贝祥投资方面不便透露具体的合作内容。
由于戴马克的牵线，贝祥投资在武汉打开了局面，可以说，武汉是因戴马克而出现的第一位贵人，第二位正是戴马克自己。
因为这次合作，戴马克真正开始了解贝祥投资以及贝祥本人，同时贝祥也看上了供职于全球最佳新型银行的戴马克的经验，以及其手中握着的客户资源。
由此，贝祥投资转型新型投行的序幕正式拉开。
撮合35亿美元天价交易
戴马克加入贝祥投资后，促成了一单交易额达35亿美元的大买卖，正是依仗这单生意，贝祥投资在当年的中国最佳新型投行的评选中拔得头筹。
戴马克说，这是他与贝祥成功配合的极佳例子。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候，一位客户找到贝祥，这是北美一只很大的社保基金，采访中戴马克没有透露这家机构的名字，只是说当时该社保基金在流动性上遇到困难。“他们想问问贝祥，有没有中国的机构可能会对这个交易感兴趣，正好贝祥跟中投的关系又很好。”戴马克说。
“如果没有贝祥的关系，我们不会有这个交易的机会；（如果）没有我的助力，在技术层面上，这么大的交易可能会进行得不够顺利。”戴马克如是评价二人的配合。
“这是中国截至当时最大的一笔交易。我们本质上是做了一个债务融资（secured loan）。”戴马克对本刊记者首度披露这笔天价交易的详情。“我们为这项交易建立了整体的交易结构，我们的客户将来会用回购的方式清还债务。”
“交易很复杂，包括很多税务问题，我们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在这期间我基本上是24小时在工作。”这是戴马克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艰难的谈判，因为“两方都是有经验而又专业的；而对于交易的重要节点，两方有些不同意见”。
很多国外的机构多少有些害怕跟中国国企接触，因为不同的商业背景和思维方式，足够让他们望而生畏。不过贝祥投资有这样的经验，在其客户名单里，有很多中国的国有企业，贝祥投资深谙此道。
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大型国企是贝祥投资的客户之一。这家企业的副总裁率领的代表团已经跟一家国外企业达成意向性协议，一笔大交易即将诞生时，这家国企的董事长突然出现在了会场，放下一句话：“我不同意！”旋即离开，没留一点回旋的余地。
“怎么会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国外企业的董事长都愣住了。好在最终，贝祥还是让他们达成了一致。“我们不能更改那家国企董事长的决定，但我们可以改一改协议的内容，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地方。”贝祥接受媒体采访时狡黠一笑。
不过这一次的交易更加沉重：一边是中国的主权投资基金，一边是北美的社保基金，交易数额巨大，两方都抱有足够的戒备心理。
“我非常理解中投的立场，这是很大一笔钱，他们希望投资是有保障的。”戴马克对本刊记者描述两方的博弈，“虽然交易已经做了足够的保护，但是那时正处金融危机风暴之中，市场状况很脆弱。”
另一边也存在变数。“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增加流动性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必要的。”戴马克说，“他们可以轻易说，‘算了吧，不值得，我们还是做点别的吧’，或者‘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好了’。”
“有趣的是，最后我们的角色并不是代表我们的客户，而是保证两方都要满意，否则这个交易就进行不下去了。”戴马克现在回想当初那三个月的激战，笑意浮现。他告诉记者，自己有时候甚至会点着协议跟客户说：“你看，这点是中投会坐在这儿跟咱们谈判的原因，你真是应该考虑一下在这点上让让步吧。”本应跟中投公司的讨价还价，变成了对自己客户的劝说：“听着，这样不对，你已经有这么多的保障了，也许你们该表现得灵活一点。”
“欣慰的是，最后交易的双方都很满意。后来这两个客户在不同的领域都找贝祥投资继续合作。”戴马克表示。
新型投行的PE梦
中国国有企业近几年在全球并购舞台上扮演着“资源大买家”的角色。“我们经常帮中国的客户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资源，比如最近正在做的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戴马克介绍。
贝祥投资曾帮助紫金矿业完成了对塔吉克斯坦境内拥有黄金生产和勘探所有权的企业Zeravshan LLC（ZGC）的收购；此前贝祥投资还作为顾问，协助紫金矿业分别于2006和2007年收购英国上市公司Ridge Minning PLC的铜资产和英国矿业公司Monterrico Metals PLC。
“现在能看到很多中国的制造企业想买美国公司，今后我们会有更多这样的案子。”戴马克预期。
其实戴马克接触最多的是希望在中国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跨国公司。他们雇佣贝祥投资去寻找具有强大本土品牌、销售系统的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切入点。
“我认为反过来也一样，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找到这样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公司具有这样的能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公司。”戴马克说，“在美国市场低迷的时候，中国公司有很多机会。”
他认为对于中国公司走出去，最好的机会在工业层面，因为美国消费品牌非常强大，中国消费品牌像食品等，杀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太高。
“虽然工业市场的品牌也很强大，但是购买过程中，价格和质量更加重要。如果你想卖给我零件，给我寄一个样本，我监测质量以后，就可以决策是不是买你的产品。”戴马克说，“我认为中国公司想在美国增加市场份额，可以考虑买一家美国公司。”
戴马克介绍，以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来中国，从5个制造商中选一个价格最好的，这几个制造商需要残酷搏杀来拿到订单。他认为如果中国公司在美国买下一家分销商，会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高盈利。
“所以现在更多的公司在考虑垂直方向的整合。不是只做生产，而是生产、渠道、销售一体，想做到这样，必须做工程设计，在质量控制、物流上都做好，相对自己杀入这个市场来讲，可能买一个既有的公司会更容易。”戴马克表示，贝祥投资正在向全面金融解决商的方向发展。几个月前贝祥投资与大连高新区合作成立了5亿元的贝祥大连成长基金。贝祥投资网站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基金已经投了大连枫叶教育集团和南京金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国内新型投行或财务顾问向基金管理人方向发展已蔚然成风。汉能在去年4月成立了计划募集20亿元的通用汉能（北京）环境投资基金。华兴资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开展PE基金的募资顾问业务；深圳君盛投资去年年底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合作，启动了30亿元的创投基金；东方高圣今年与重庆政府合作，成立了5亿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君咨询旗下的和君资本也在募集基金。
现在，贝祥投资已经拥有了政府关系、项目资源、VC/PE资源、行业研究实力和一定的品牌形象，而处理LP的关系对它来说还算是新鲜事物。贝祥大连成长基金的LP具有浓厚政府色彩，但读懂政府“这本书”，对贝祥投资或者也并非难事。“首先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利益点和政府的政治需求，这样在签订具体条款时就要更加灵活，以便满足政府和其他LP的要求。”该基金董事总经理双清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总部设在北京的贝祥投资，创始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把“我是中国人，我是福州人”挂在嘴边。他们深谙中国的政商之道，手里的资源一点不逊于本土PE。从财务咨询一条腿，到“投行+咨询”两条腿，再到成立PE，走向独立和全面，用了9年。中国投资圈里，一位不可小觑的竞逐者正在崛起。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