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消费引擎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关键期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小年

　　“增加消费的根本之策在于使我们的增长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上。”

　　———吴敬琏

　　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消费对我国G D 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 .2%、43 .3%、53.1%，以往惯以疲软面目示人的消费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有人据此认为消费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新引擎。

　　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十二五”规划，“消费”无疑是近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之一。

　　城乡消费齐头并进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迅猛，估计中国可能在两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消费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供有力支撑，更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巨大。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老谢夫妻在某个周末一起去看了“2010林兆华戏剧邀请展”，V IP票价是580元一人。“价格不算太便宜，但能和家人一块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最重要。”在老谢看来，平时上班比较忙，难得的假日自然就成了消费休闲的好时机，无论是和亲戚、好友驾车去京郊踏青，还是陪媳妇、闺女逛街购物，或是独自跑到健身房里挥汗如雨，都让他备感生活的乐趣。

　　随着收入的稳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消费的同时，城镇居民对发展型、享受型、服务型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在某些相对发达和富裕的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已经悄然发生。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积极扩大内需，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继续加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1至11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224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11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2046亿元，同比增长19.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865亿元，增长17.0%。

　　消费需求作为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投资。数据显示，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可新增G D Pl06.12亿元，而投资每增加100亿元仅新增G D Pl00.02亿元。

　　今年11月，北京市发改委表示，截至去年底，北京的消费率(最终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连续4年超过投资率。2006年至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60%。

　　在今年早些时候，深圳公布的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显示：消费对G D P的贡献率达到40%，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深圳经济增长拉动贡献的首位因素。

　　农村市场方面，在家电、汽车下乡及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后，汽车和家电成为农民消费重点和热点。

　　“过去想都没想到老百姓买手机、家电、摩托、汽车等，还能享受国家资金补贴。”今年10月15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板凳乡乐天坪村3组村民陈华拿出几年的积蓄购买了一辆农用汽车，他先后到巴中市车辆管理部门、保险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回到当地便申请了汽车下乡资金补贴。“我只是把相关手续交到乡政府，半个月时间不到，5000元现金就到我‘一折通’上了。”陈华说。据该组组长秦天瑞粗略计算，乐天坪村三组享受家电、汽车下乡资金补贴的共有17户，占全组45%以上，共享受补贴资金2万余元。“村民认为很划算，手续办理也简单。2万多元钱相当于一个务工人员在外务工一年的纯收入，在农村能够办很多事了。”秦天瑞说。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0年6月1日起，结合各地区旧家电拆解处理能力等条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扩大到河北、山西、辽宁、大连、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厦门、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实施，截止时间暂定为2011年12月31日。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期限也由2010年5月31日延长至2010年12月31日。

　　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政策效应，今年以来，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还提高了最高限价、增加产品品种、扩大补贴范围，同时进一步简便补贴领取手续。包括内贸流通补贴和商业服务业在内，预计全年用于商贸流通领域刺激消费的资金将超过800亿元。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极大的挖掘了被誉为“埋在土里的珍珠”———农村消费的潜力。今年1至11月，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6730万台，实现销售额1504.1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倍和1.8倍。1至11月，共办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车辆近34.7万辆，发放补贴资金49.7亿元，拉动新车消费382亿元。此外，中高档商品需求回暖，大型流通企业销售旺盛，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持续增长。

　　从长远来看，仅家电下乡政策一项，据测算便会在4年内拉动9000亿元的农村市场消费。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以家电下乡政策为基点，未来10年农村家电市场的总体容量将会以万亿元来计算。

　　消费引擎的加速开启无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日前，中金公司发表了题为《谁说中国不消费》的研究报告。报告判断，“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迅猛，估计中国可能在两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消费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供有力支撑，更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巨大。”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从近年来“民工荒”的频繁出现，到多家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大幅提薪，再到波及全国的调高最低工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

　　但总体来说，此轮消费增长与政府针对性的刺激政策密不可分；而今年年中以来，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开始逐渐淡化。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政策的定调开始回归常态化、稳定化。具体到消费方面，不再提家电下乡等短期刺激消费政策，而是转到“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上来。这让人们不禁有一种担心，离开了政策刺激，消费增长会不会从此难以为继呢？

　　“刺激政策只可能是短期的，”赛迪顾问副总裁秦海林博士认为，刺激政策在过去的两年间抵制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引导我国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内率先恢复。但政府作为职能部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诸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以及各类补贴等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真金白银投入。“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一味刺激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里来？要么加税，要么超发货币。”秦海林说。

　　在专家看来，一旦我国经济走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困境之后，应急的刺激政策必然要让位于更长远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这也是我国以往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格局决定的。

　　虽然刺激政策催生了消费驱动的车轮，但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即民间消费)占G D P的比重依然明显偏低。

　　“两个有利的条件支持着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为转为消费推动经济提供契机。)，其一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秦海林说。

　　刘易斯拐点，简单来说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短缺的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临界点，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

　　从近年来“民工荒”的频繁出现，到多家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大幅提薪，再到波及全国的调高最低工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

　　参考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验，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所加速，民间消费占G D P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拐点。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很低，2008年为45%左右。“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预计到201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2%左右。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工资上涨将会持续，必将刺激消费率提高。“保守估计将给消费带来6000亿元的增量。”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发布报告称。

　　所需要的不只是钱

　　大力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才能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建立在更加稳定的预期之上。但现状是，除了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持续失衡外，企业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54岁的王建华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用她的话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王经理的收入构成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各种福利补贴，包括：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元；另外，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王建华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70万元。王建华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与国企中层“工资高得不踏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般工人工资近年来增幅缓慢。全国总工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在我的印象中，工资基数好像十几年都没有变过了。”张先生在一家资源性私企任技术工人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每月基本工资1100元，技能工资850元，奖金700元，扣掉公积金、保险和税后，每月实际到手1200多元。

　　前不久，他与妻子在自己所住的二线城市买了一套11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花光了夫妻俩所有积蓄外，还向银行贷了10万元，每月还贷1500多元，分5年付清。“由于有公积金，所以每月实际还款为600多元。”即使这样，张先生仍然感觉有点不堪重负，“现在物价上涨得这么厉害，除了吃穿用的基本需求外，我们根本不敢在其他东西上花太多钱。”

　　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诸如一些大型央企，把国家财富企业化，职工收入大幅增长，就行业而言，平均工资差距已从当初的2倍左右扩大到现在的6倍以上，但垄断行业改革不进反退。

　　大力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才能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建立在更加稳定的预期之上。

　　按理说，近年来，中国人每年创造3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人均G D P接近4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 D P超过2000美元后，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我国的情形似乎有点例外。

　　有这么几组数字：

　　第一，从1997年至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 D 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

　　第二，从1995年至2007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倍和1.2倍。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

　　除了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持续失衡外，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方面，多年来两者比值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而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占G D P的比例仅为5.1%，远低于美国、法国、瑞典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至27%的比重。

　　既然收入问题是制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扩大的要害，那么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可以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补助力度等措施。

　　另外，扩大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公立医院试点改革，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等，都将使中低收入阶层收入逐步提高，对扩大消费需求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关链接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降至35.11%，处于世界偏低水平。

　　蓝皮书指出，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而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为26.75%，农村居民消费率仅为8.36%。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分析说，近五年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一直呈下行趋势，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特别低。尽管采取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措施拉动消费，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果不合理，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对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作用还是不够显著。

　　对此，蓝皮书建议，2011年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稳定物价，保障民生；不断壮大中产阶层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陈欣 杨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