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民工不“慌”折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当两年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众多农民工辗转“珠三角”“长三角”，焦灼地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一些人还不得不收拾行李踏上归程……当时的他们，多么慌张。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进入2010年时，农民工们已经开始淡定地对工作“挑三拣四”，还有人在老家过起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日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2010年的农民工有了如此底气？

　　2010：民工不再“慌”

　　说起2009年初前往东莞打工的经历，老韦至今仍一脸无奈：“在东莞，我们找了好几天，还是没厂子愿意要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最后只好回家了。”

　　不过如今，老韦已经在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找这个工作可没那么麻烦，我看到报上有招工信息，打了个电话厂里就要我了。这里不错，离家近。”老韦高兴地告诉记者。

　　高兴的农民工可不止老韦一个。今年8月，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在当地媒体上连发三天招工广告，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少曾经像老韦一样在2009年初曾为工作发愁的“大龄”农民工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佳林2010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园内企业招到足量工人。“整个广西用工形势都很严峻，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招工。”王佳林说。

　　事实上，“用工形势严峻”的还远不止广西，从东部的广东、浙江，到中部的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的甘肃、青海……在一些人还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农民工滞留“珠三角”记忆深刻的时候，“民工荒”已然来势汹汹，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

　　对企业来说是“民工荒”，但对农民工来说，这却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2010年2月底3月初，正值春节后用工高峰，记者在南宁等地采访发现，不少农民工明显比往年自信：“今年的经济形势比去年好，去年我们都挺过来了，今年，更加不担心。”

　　一年来的经济发展印证了他们朴素的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9月ＧＤＰ同比增长10．6％，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一年之内，供需反转，让农民工们有了对工作“挑三拣四”的底气：年轻的农民工希望找一份“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对上了点年纪的农民工来说，“离家近”成了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工资谈判上，他们也更为自信南宁不少农民工已经把薪酬定位为1500元／月或以上，而往年，这一定位大多停留在1200元／月。

　　一些民工甚至更为潇洒，走上了与当年“洗脚上田，远走城市”相反的返乡之路。“现在在外打工挣的钱也不比家里多，不如早回家看看机会，要是在家乡找到门路，明年就不去打工了。”12月初，南宁火车站一名刚从深圳返乡的农民工说。

　　经济结构调整，助长不“慌”底气

　　“工作好找了，致富路子多了”，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农民工们说得较多的话。在专家们看来，正是近两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给了农民工不“慌”的底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正迎来“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未来这一市场将出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异必须涨工资劳动力供给才能增加。

　　刘元春说，目前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启动，区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转移，就地就业格局有所改善。而这在就业地域选择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机会。

　　还有专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47642亿元，增幅为9．3％，快于ＧＤＰ9．1％的增速，占ＧＤＰ比重也达到43．4％，逼近第二产业46．3％的占比。

　　农业这一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可吸纳不少劳动力。桂林市资源县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县委办公室主任吴龙源告诉记者，资源地处大石山区，山高路陡，自然条件差，以前1／3的农民依靠打工维生。近年来，随着当地西红柿和红提两大农业产业的发展，不少农民工返乡创业，资源已经开始由“打工大县”向“返乡创业县”转变。

　　资源县并不是一个孤例。在广西，农业产业正朝着“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方向发展。桑蚕、西红柿、茉莉花……科学种养技术的推广，使得这些原本不起眼的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科技带动的农业产业化让广西2073万农民人均增收473元，创造就业岗位57万个，促进劳动力转移126万人。

　　不“慌”≠“无忧”，深层调整将继续

　　然而，专家认为，民工不“慌”并不等于“无忧”，事实上，制约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依然存在，经济结构调整甚至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这必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认为，当前的劳动力问题，严格地说，不是整体短缺，而是低工资农民工的短缺。

　　钟茂初说，“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一是高消耗产业结构向低消耗产业结构的转型；二是物质消耗产业向服务产业的转型；再者则是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按这一调整方向，农民工可能由于其教育背景而无法适应相应的新岗位，由此可能出现农民工需求不足、新兴产业人手短缺并存的状况。

　　钟茂初分析，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农民工本身无力承担职业培训的成本，雇佣企业承担相应培训成本则存在“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风险。对此，钟茂初建议，各级政府应担负起农民工适应结构调整的培训的责任。

　　刘元春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刘元春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出现资本投入比例大幅上扬、劳动密集度削减的趋势，而并不是单纯地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加之东部产业升级力度进一步加强，这都不利于对劳动力的吸纳。

　　刘元春提出，服务业的发展将是未来调整就业结构“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对此，他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推动一些垄断性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强家政服务、教育服务等行业的市场规划和市场体系的培育，加强相关税收制度改革。

　　专家认为，目前虽然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变化，但内在制度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不少企业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经营模式依然未改变，工资形成机制中农民工依旧处于弱势地位，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刘元春说。(新华网 王秋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