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琳的圣诞礼物看“中国制造”

　　圣诞清晨，在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白雪皑皑的农场，9岁的凯琳迫不及待地向笔者展示她刚收到的圣诞礼物：外婆送的新帽子———中国造；外公送的围巾———中国造；奶奶送的梳子和发卡———中国造；爸爸送的新棉拖鞋———中国造；妈妈送的牛仔裤———中国造。“难道还有什么不是中国造的吗？”凯琳把这个问题提给了来自中国的笔者。

　　当笔者把这个问题提给凯琳的奶奶米琪时，她笑着回答说：“在我小时候，圣诞节我们只能得到一份礼物，现在的好多孩子都能从亲友那得到十几份礼物，家长们也得买很多份礼物。商场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造的，不买中国造的东西又能买什么呢？”

　　以凯琳为例，从穿的衣服、到用的毛巾、到抱在怀里的芭比娃娃，再到床头挂的圣诞袜子，都是中国造的。试想，倘若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给力，在美国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孩子圣诞节要收到十几份礼物的国度，礼品真能从圣诞老人那里变出来吗？诚然，若把生产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非洲对于企业主是有吸引力的，但很多企业主也清楚，物流体系的建设和转移绝非易事。

　　“中国制造有什么不好吗？我这店里的东西全是中国制造的，否则你哪能买得到十美元三件的T恤衫、三美元一个的自由女神像冰箱贴、五美元一个的钱包？如果都是美国制造的话，有几个游客能负担得起？”在纽约市曼哈顿经营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土耳其老板依安告诉笔者。诚哉斯言！笔者在华盛顿买过一个印第安部落手工制作的钱包，做工精良，但价格则高达近百美元。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中国游客拿着美元买了一堆中国生产的冰箱贴，放进中国生产的美国名牌寇驰包里，扛回中国送亲友的现象比比皆是。

　　当然，“中国制造”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生存的逆水行舟局面。笔者曾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8年参观过中国沿海的箱包生产工厂，明显感觉到这些从事出口加工贸易的工厂开工情况不如一年前，有些企业的老板坦言，欧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仅减少了进口，而且开始减少长单、增加短单，一些优质客户也开始大幅砍价了。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升、出口利润微乎其微的生存业态下，在这个圣诞节，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产的一些圣诞老人穿的衣服“变薄了”。

　　另一方面，由于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一些不明个中真情的美国普通民众会一边穿着中国生产的便宜拖鞋，一边跺着脚说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一些美国政客用中国产的西服、领带、皮带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在讨论美国减少赤字、减税等国内政策议题时，都要把中国拿出来说事，“中国制造”俨然成为了美国一些政客难以割舍的时髦用词。

　　最近，美国学界有多位学者谈及从iPod的角度来理性看待“中国制造”。以一部售价299美元的iPod为例，美国本土企业可获得163美元的附加值，但中国只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但iPod出口到美国却使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150美元。由此可见，根据当前原产地贸易统计方法，中国企业得到的仅是微利，但中国的贸易顺差被夸大，“中国制造”还要承受不白之冤。这种“顺差记在中国账上，利润落在别人口袋里”的iPod现象并非个例。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告诉笔者，如果从整个东北亚的视角来看，近年来该地区对美国的顺差总额并无太大变化，但近年来日韩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下降，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在增长，说明随着日韩自身的产业升级，相当一部分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转移到了中国。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作为后工业化强国，美国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堪称全球翘楚；而在中国的出口格局中，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则是逆差。君不见很多中国出口企业使用着微软公司的软件，借用美国咨询企业创立的绩效考核方法，聘请美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所提供服务。

　　笔者在美国经常见到产品上印有“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标识，这提醒我们美国产品附加值高的不争事实。也是在这个农场上，凯琳六岁的妹妹汉娜捧着她母亲做的熊猫娃娃，骄傲地告诉笔者：“熊猫是中国的，但这是妈妈做的，不是中国制造的。”

　　童言无忌。在2011年伊始，有美国电视台戏谑如果很多产品都是“中国设计、美国制造”世界将会怎样。在现实中，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