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北大荒：一个红色经济地标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何谓“北大荒”？

　　在中国最北部地区，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地带之一，因其寒冷和荒芜而被称之为“北大荒”地区。特别是三江平原，一直是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满族、赫哲族的生息之地，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依然人烟稀少，沼泽遍布。

　　著名作家聂绀弩曾写道：“北大荒，天 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牛氓；何物水中爬，四角蛇，哈士蟆，肉蚂蟥。山中霸王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一年四季冬最长……”这真实地反映了北大荒的原始风貌。

　　而当年北大荒第一批拓荒者的共同记忆是，“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这是当时北大荒的真实写照，也是北大荒开发“一片空白”的历史起点。

　　风雨六十年，几代北大荒人创造了现代人类垦殖史上的“北大荒奇迹”，也是“中国农业奇迹”（即中国用世界12%的谷物生产耕地、6.5%水资源却供养了20%以上的人口）的突出代表和重要贡献者。

　　1. 北大荒式中国农业转型

　　我们如何来理解北大荒农业发展之路呢？这就需要开阔视野，把它放在世界性的农业转型的国际背景下和全国性的农业转型的国内背景下，来深入分析、国际比较、国内比较，以便来认识“北大荒之路”与国际和国内农业转型的相似之处，区分独创的不同之处。

　　首先，我们要了解世界各国的农业转型之路。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提出，不同国家的农业对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农业的类型也不同。该报告将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转型之路都是按着这一演变路径在进行，即：传统农业国家到转型国家再到城市化国家，之后走向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报告也同时指出：各个国家农村的内部普遍存在着异质性。

　　我认为，在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几十个已经完成农业转型的发达国家，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最优的”、“标准的”农业转型之路，我们只是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为我所用，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拓自己的农业转型之路。

　　其次，我们应当了解中国的农业转型之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途径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韩国），它们是先搞工业革命后搞农业革命，先搞城市工业化后搞农村工业化。第一，中国农业“大转型”的初始条件相当低下，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也不及自身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第二，中国农业初步转型期（1952－1978年），实行改造传统农业与集体化；第三，中国农业非集体化改革时期（1978－1990年期间）：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但剩余劳动力积累有增无减；第四，中国农业转型加速时期（1990－2005年期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如农业劳动力（1991）、农村总人口（1995）、农村劳动力（1997）出现下降；第五，今后十几年：中国将快速从“转型中国家”转向“城市化国家”。这是全国农业发展与转型之路，也是北大荒之路的中国背景，但并不等于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应当说，北大荒之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探索者”和“开拓者”。

　　2. 第一个黄金时期

　　北大荒垦区是世界性农业现代化的落伍者，经过六十多年的追赶，已经成为世界性粮食综合产出水平的领先者。“北大荒之路”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之路的先行者。1947-1959年间，是其初创高速成长时期，也是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垦事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1947年正式起步，由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富春同志提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即松江省第一农场（即今天的宁安农场），还建立了通北机械农场、赵光农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省以上所属农场已建立18个，耕地面积已有40.5万亩，粮豆总产为2396.6万斤。同年建立国营农场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农业领域里的国家队，是共和国的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长子。

　　1954年10月，创办八五零农场。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由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正式成立，成为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中唯一的现代农业机械化项目，进口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苏联农业机械装备，成为现代农业及农业机械化的对外开放窗口和示范应用基地。

　　真正认识到北大荒的地位和作用的是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因为他有过开发南泥湾的经历，在亲自考察了北大荒之后，及时提出了就地安置老兵“屯垦戍边”的思路。

　　更详细的历史细节是，1954年2月，王震将军出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同年秋天，他到黑龙江密山、虎林一带，他发现有大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惊叹不已：“北大荒真名不虚传。漠漠大荒，一望无边。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他说：“这土地真肥啊！一使劲能攥出油来，比起戈壁滩的沙地和早年南泥湾的黄土坷垃，要强上百倍！”王震提出在辽阔肥沃的北大荒就地安置老兵“屯垦戍边”的思路。1955年8月14日，王震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呈《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提出铁道兵要在黑龙江省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等地举办综合性的半机械化的农牧业企业，开垦l000万亩以上的荒地。

　　王震将军的报告和建议被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所采纳。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报告上批复：“可以先小搞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再扩大一些。”

　　1958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近10万名转业官兵分批从祖国各地进军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农垦主体和人力资本最强的骨干。它继1954年所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之后，第二支由军队组建的农垦，主要承担着为国家提供商品粮的基本职能，当时中苏之间正处在最好的“蜜月时期”，因此“农垦制”是最佳选择，也是最有效率的体制，因而开创了北大荒的大开发、大生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3. 为全国贡献商品粮

　　北大荒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与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1949-1957年）相互吻合、相互映照。

　　1949-1959年时期，北大荒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增长了7.9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7.24%；粮食单产（斤/亩）不断提高，增长了67%；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9倍，而同期全国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4.99%，首次创下了长达11年（1949-1959年）的粮食持续增长、无负增长的记录；粮食商品率由19.7%提高至38.7%，提高了19个百分点。其中，在1950年首次粮食商品率超过了50%，达到了52.5%，而后四年（1951-1954年），仍然在50%以上，这是北大荒对全国商品粮的第一次标志性的贡献，也为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间接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靠耕地面积或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结果，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高达85.9%，而单产提高的贡献率仅为14.1%。

　　从北大荒开发的前十几年就创造出“北大荒奇迹”，主要发展指标都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绝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仅指出三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北大荒的确是一片空白，起点低、规模小，因而各类指标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第二是因为以军队的形式开拓现代农垦事业是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成为极其重要的“加速器”，可以在一片荒芜的北大荒强制性发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当时，垦区已经拥有拖拉机2494台，联合收割机1122台，是全国农业装备最多、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农业生产基地；第三是北大荒第一代“拓荒者”和“老兵”的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创新了“北大荒精神”。这成为“北大荒之路”的起始点，也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历史性起始点，还成为属于北大荒人的历史财富和不懈动力的“北大荒精神”。

　　4. 跌宕起伏的7年

　　当然，北大荒的粮食产量并非一直保持了增长，1960-1967年期间，经历了大幅度下降、迅速恢复、迅速增长期。

　　这一时期，由于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天灾”和“大跃进”决策失误的“人祸”等因素影响，垦区粮食生产能力迅速下降，由1959年的16.0亿斤下降至1960年的10.1亿斤，1961年下降为9.5亿斤，比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下降了40.6%。但是，当时粮食生产商品率仍然高达35%-38%，这对面临严重饥荒的中国如同“雪中送炭”。而后，粮食生产很快恢复，直到1965年达到了22.9亿斤，与此同时，粮食商品率迅速提高，第二次超过总产量的一半，达到53.0%。这种粮食总产量增长和粮食商品率提高的态势延续到1967年，分别到达34.5亿斤和60.2%。

　　不过，这一时期仍然是耕地面积扩大期，但是相对上一时期，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是下降的，仅为43.9%，而单产提高的贡献率提升为56.2%。

　　此外，这一个时期以复转官兵为骨干，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垦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再次创下了1963-1967年粮食持续增长、无负增长的记录。到1967年，国营农牧场发展到102个，生产队发展到2157个，总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为103.8万人）。在这一时期的后两年（1966-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农垦系统也不可避免受到了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派性斗争的冲击，也严重的干扰了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进程。

　　5. 从农垦到军垦

　　1968-1976年，北大荒这期间的历史，管理体制的变革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这一阶段是粮食较低增长、波动比较明显的时期。

　　这一时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由于中苏之间由两党政治分歧提升为两国军事对峙，并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这就直接影响了垦区的基本职能和基本体制，从“农垦制”转变为“军垦制”，留下了并不太成功的记录。

　　1968年6月，毛泽东批示组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共接收国营农牧场93个，耕地面积1280万亩。从1969年至1977年，垦区接受和安置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总计达到54.9万人，占职工总数60%以上。他们与第一代北大荒人继续开发北大荒，特别是大规模开发建三江平原。垦区粮食播种面积达到了2128万亩，比1967年增加了42.8%，但是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之多。这也对北大荒的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人均耕地水平是明显下降，劳动生产率（如劳均粮食产量）更是下降，粮食商品率也是下降的。

　　刚刚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又因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事件”，它的基本职能就由“备荒为主、备战为辅”转向“备战为主、兼顾备荒”，组织体制由“农垦制”转变为“准军事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在兵团内部已经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它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与部分城镇或城市的大搞派性斗争、组织武斗、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形大为不同。但是领导干部体制及人力资本发生重大变化，由专业化的农垦干部转变为非专业化的军事干部，由农垦管理转变为准军事管理。上述体制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

　　从粮食产量来看，1969年粮食产量进入到低谷，只有23.5亿斤，到1973年更是下降到20.8亿斤，1974年才超过1967年的产量，达到45.9亿斤。粮食产出波动系数高达38.7%，创下了垦区历史最高记录。从粮食单产来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1973年粮食单产（119.9斤/亩），相当于同年全省平均水平（215.5斤/亩）的55.6%，甚至还低于1950年（122.3斤/亩），相当于1967年（231.6斤/亩）的52%。这一时期，单产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为负贡献（-25.47%）。从粮食商品率来看，由1968年的60.3%下降至1973年的24.7%。1972年全国粮食购销出现130多亿斤的大缺口，已经引起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极大忧虑，李先念明确提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人人需要，天天需要。”“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是十分危险的。” 1973年10月他对黑龙江省粮食局《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尖锐地批评道：“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此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拥有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却不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反而“要吃国家的粮食”，它遇到了历史的尴尬，也面临着历史的转折。

　　6. 重回农垦制

　　中央政府再次调整垦区的管理体制，从“军垦制”转变为“农垦制”。不过，面对这样大的兵团，还是采取了分为几步走做法：

　　第一步是1973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生产建设兵团交由黑龙江省委领导。

　　第二步是1975年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军队要整顿”指示；同年7月他开始着手解决整个军队“肿”的问题；受这一重大决策影响，加之生产建设兵团未能发挥提供国家商品粮的职能，同年10月，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神，正式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建议撤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领导机构，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复。

　　第三步是1976年2月正式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当时，国营农场总局下辖11个管理局153个农牧场，人口189万，职工86.5万，拥有土地总面积l4959万亩，耕地29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22.3％。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耕地面积，当时的垦区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垦区之一，仍具有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巨大潜力。不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国内背景下，频繁地、剧烈地变动体制都会直接影响农垦事业的发展。但是，它作为“军垦制”所提供和发挥的国家安全的历史性作用还是铭记在“北大荒之路”的历史上。

　　从此之后，垦区逐渐成为真正的“农垦制”，它所承担的国家安全职能基本退出，主要担负提供国家商品粮的粮食安全职能，再次成为国家商品粮的“北大仓”。

　　7. “生”于197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第二个经济发展黄金时期（1977-1994年），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了数亿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高增长。但是，垦区并没有相应的进入高增长时期，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改革的艰难过程。

　　对垦区而言，农业资源极其丰富，人均耕地资源、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居全国首位，加之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这与全国农村地区大为不同，也与本省的农村地区不同。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于垦区的区情？更能有效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能发挥和集成垦区的各种优势？这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新体制创建过程极其艰难。

　　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前进农场视察工作，作了关于富国富民、一统天下、自负盈亏、勤劳致富的指示，还提出了办好家庭农场的改革设想。这还需要垦区的同志找到“过河”的“桥”或“船”，使改革不仅可能而且更加符合垦区的特点。为此，1985年2月，总局下达《关于国营农场办好职工家庭农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垦区开始全面兴办家庭农场，但是先后曾经历了几次重大反复。直到1995年 “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垦区全面推行，没有再翻烧饼。

　　这一体制模式可以视为创新模式，它根本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营农场全面私有化、农场自行解体的改革模式，而是根据垦区的实际情况探索、试错并创新了“大农场套家庭农场” 、“大集团套大农场”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充分体现了集中与分散，集权与分权，使大农场积极性和小农场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紧密结合。这既不同于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北大荒模式”，即调动不同主体积极性的、基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统分模式”。此后，这一模式趋于稳定，形成“北大荒优势”，为后来垦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红利”。

　　不过这一时期，垦区粮食总产出年平均增长率在3.34%，略高于1968-1976年期间的3.22%。一是粮食增长波动非常大，波动系数达到324%。二是粮食播种面积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4%。但是粮食商品率还是不断提高的，到1995年突破了70%。三是粮食生产主要靠单产提高，而粮食单产增长相对有限。1995年，垦区粮食生产综合能力首次突破百亿斤大关（粮豆总产为104亿斤），上了第一个大台阶，也意味着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8. 经济起飞15年

　　1995-2010年的北大荒，被认为是经济起飞、迈上粮食产量200亿斤和300亿斤两个大台阶关键15年。

　　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增长率在加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5%，远高于全省平均增长率（为1.97%），仅用了十年时间就由1995年的100亿斤上升为2005年的200亿斤。其中提高单产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82.7%，而播种面积贡献率并不高，主要是播种面积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7%。

　　垦区粮食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也带动了整个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及时向北京提供粮食，成为抓得住、调得动、能够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国家“直属粮仓”。

　　而后垦区又迈上的第三个大台阶，2005年之后，仅花了4年时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200亿斤上升至2009年的300亿斤以上。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0%，其中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度占52.33%，提高单产的作用占47.67%。从全国来看，几乎很少有像垦区这样靠播种面积增加、单产提高共同提高粮食总产量的，绝大多数都是“一条腿”即靠单产提高，甚至还要补上因播种面积下降的副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垦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了第三个大台阶。

　　垦区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连续上了三个台阶：1995年突破了70%；1997年突破了80%；2007年又突破了90%；2009年达到92.5%，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粮食商品率最高的。此外，垦区户均经营土地200亩，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农业职工人均生产粮食由1985年的6.6吨增加到2009年的35.4吨，增长了4倍多，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人均产量28吨的水平。上述指标都反映了垦区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也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无论是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现代装备能力，还是现代企业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垦区都堪称中国最大的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垦区资产总额到2010年接近1000亿元，所有者权益达到400亿元，垦区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达到64亿元，累计上缴税金44.6亿元，家庭农场累计实现利润451亿元。到2010年，垦区粮食加工能力达到2000万吨，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8.1%。北大荒集团已进入全国企业500强排名中的第79名。如果按世界同行业前10名评价的话，北大荒集团不仅是中国现代农业企业的航空母舰，还是真正的世界级现代农业企业。

　　9. 新型城镇化模式

　　这一时期也是垦区率先在全国、全省农村地区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十一五”时期，建设房屋面积达到1850万平方米，是“十五”时期的4倍。到2009年，垦区城镇化率达到62%，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垦区城镇的现代化因素不断加强，自来水入户率达到98%，燃气普及率76.9%，道路硬化率40%，集中供热36%，城镇绿化覆盖率30%。最重要的是走出一条高质量、低成本、增长复垦土地的城镇化新路。2009年全区复垦面积3946公顷，大大超过新区建成面积，前者与后者之比可能在20:1。这是全国范围内少有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垦区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外溢性和比邻效应，直接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十一五”时期，垦区农机跨区作业636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1%，向地方推广5大作物优质高产栽培模式1936万亩，推广良种面积2800万亩，为农民开展农业保险作物面积3422万亩，每年免费培训农民都超过10万人次；龙头企业拉动农村种植基地4760万亩，有70万户农民纳入场县共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这表明，垦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带动和加速黑龙江省内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

　　可以认为，1995年以来是垦区进入经济起飞时期，也是第二个黄金发展期。重要的标志就是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保持高增长，其中从2004年以后，已经摆脱了增长、下降、再增长、再下降的“靠天吃饭”的增长路径，实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提高，持续增长，未出现负增长，经济波动系数降至24%。这为垦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10.2047，北大荒守望百年

　　伟大的中国需要伟大的梦想，伟大的中国企业也需要伟大的梦想。我把垦区党委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称之为“北大荒之梦”。其中特别提出了到2047年垦区百年建成世界一流农业企业集团。

　　垦区未来的目标定位是：世界级绿色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它有三个含义和标志：首先它是农业现代化企业，是世界最先进农业科技、最有效农业管理、最发达农业机械化装备的集大成的现代企业集团；其次，它是世界级企业，如上所述，既要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还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2010年，北大荒销售收入与世界500强企业最后一名的大日本印刷销售收入相比，为49%。北大荒集团总公司加快内部整合，尽快形成“五个中心”（资金运营中心、资本管理中心、经营利润中心、域外发展中心、创新研发中心），进行外部收购和兼并（包括对海外农业和食品投资），将很快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业企业集团。再有，它是绿色农业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它将创新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绿色农产品，提供安全的绿色食品，建立绿色产业链，成为世界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到2015年垦区绿色食品种植基地监测面积达到了3000万亩，有机（出口）农产品基地面积达到300万亩；到2020年，分别达到3800万亩和500万亩。

　　实现上述“北大荒之梦”的目标，核心是建立三大体系：绿色农业体系；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城镇体系。

　　此外，垦区还要实现国家目标，确保“三大安全”。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北大荒需要承担和确保三大国家非传统安全职能：一是粮食安全，即继续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基地。二是食品安全，建立全垦区质量安全体系，出口基地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成为中国最大的绿色安全食品产业基地；三是生态安全，保护绿色生态空间，这包括森林、草场、湿地和水面面积，保护水源，尽量维系地下水源供需平衡，提高利用江河、降雨等地表水比例等。

　　它是世界性农业现代化的后来者，比美国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地晚了100年，比前苏联开发乌克兰黑土地晚了20-30年；在苏联的援助和帮助下，在北大荒拓荒黑土地，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开拓者；改革开放时期，北大荒创新了“大农场套家庭农场”、“大集团套大农场”体制，又成为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追赶者；到了今天，北大荒已经成为世界级现代农业企业集团，达到了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最强、现代农业科技集成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最具特色、现代农业田间管理最优，创造了世界性的寒地低温大面积、大规模、高产、稳产优质水稻的奇迹，成为当今世界粮食综合产出水平的领先者，也为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简言之，“北大荒之路”的基本要素就是：北大荒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绿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注：1.本文作者曾于1969年9月由北京初中毕业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6团（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二龙山农场）知识青年，先后担任农工班班长、炊事班班长、农工排排长、副指导员；197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0月，转调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520队；现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胡鞍钢 (来源：胡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