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凸显社会断裂

　　近年来有关官二代的负面新闻很多，2010年最引起轰动的官二代事件是“我爸是李刚”。民间对官二代反感的不仅是一些官家子女张扬的行事风格，更是官二代能够借助父辈的权势，谋取平民子女不可能通过奋斗得到的社会资源和地位。

　　最新的两起官二代事件，一是湖南冷水江市人事局长把尚未毕业的儿子安排在吃皇粮的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二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事业单位招聘涉嫌为领导子女设岗。虽然事情曝光后有关部门都进行了辩解，并作出了相应处理前者被停止工作，同时对事件着手调查；后者重新组织考试，然而，其形成的恶劣影响并未随之消散。

　　相对于为领导子女“量身定做”的招聘，我认为冷水江市的这起官二代事件，性质更为恶劣，更需要批判。那些“量身定做”的招聘，至少形式上合规，这表明有关部门还是有所忌惮，想借助形式合规行腐败之事；而冷水江的这起事件，连形式上的“遮羞布”都不要，直接在当地最高长官的特批下，让一个尚未毕业的官二代吃皇粮。它不仅破坏了社会已形成共识的“凡进必考”的公务员进人规则，更重要的是特批背后的原因：官二代在冷水江市是领导干部之间一种有意识推进的事，用当地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的话说，“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这才是最令人忧虑和可怕之处，因为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官员世袭。

　　频繁曝出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带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二代”现象，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群体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从社会发展来说，基于不同的出身、财产、知识、职业等，形成不同的阶层乃是正常现象。只要各阶层主要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被堵塞，社会大体能够平稳发展。但是，若社会阶层的划分是以贫富和权钱作为标准，即社会以权和钱来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准，那么，底层和平民向上流动将非常困难，社会的断裂就不可避免。

　　很多社会学家向我们描绘了此种状况。应该说，它与中国改革的目标取向是违背的。因为改革要打破的，恰是阻碍社会和阶层流动的身份、财富、等级因素，使社会更有活力和创造力。从早期改革看，某种程度正是这样。那时候，只要有胆识，即使下海做个个体户，都可能改变命运。但现在即使是高考这个曾经被公认为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也很难对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有什么改变，除非他有着特殊才能或来了好运。

　　在社会结构的固化与断裂中，相对富二代的炫富或其他行径来，官二代的身份继承更令人厌恶，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富二代炫耀的是其老子打拼出来的财富，或许在这一过程中也充满种种丑陋，但从富二代本身来看，他继承和享受的是父辈合法的财产，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然而，官二代则不同，官二代靠的是父辈拥有的权势。国家把权力赋予给官员，并不是用来为其家族谋私，当官员用手中之权为子女铺就后路时，无论从党纪国法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少有不犯忌者。以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为例，他打出的旗号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向组织要求过什么。在这位局长的意识里，这几十年的工作就是他理直气壮向组织提出非分要求的资本。但是，无论从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看，工作乃是其本分和基本职责。

　　可当地领导居然批准了这个请求，可见，在这里，官员及其家族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特权群体，由于他们事实上在社会起主导作用，所以，社会的大部分资源也就为他们所分配和占有，其他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底层将很难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被边缘化。显然，对底层群众来说，深深的失望会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产生“仇富”、“仇官”的反社会情绪。而对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特别是官僚阶层，他们在意的主要是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去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社会的进步。

　　导致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的原因，特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比特权更重要。正如老资格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所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大和机会的增多，但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阻碍着人们的向上流动。

　　可以说，社会流动通道阻滞、身份继承、结构定型而来的社会断裂和阶层冲突的风险，正日益在中国社会孕育。要抚平社会的裂痕，必须强化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例如，建立官员回避制度，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使公民有平等获得公职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社会结构的改革，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形成一个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作者：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