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防长盖茨访华 为“胡奥会”铺路

　　未来几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共同的责任使双方要加强政策协调，中国崛起也使彼此心态需要调整

　　□ 记者 陈沁 特派华盛顿记者 章涛 | 文

　　新年伊始，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月18日开始的访美行程的临近，中美之间高层往来颇为频繁。1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美。1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到访北京。外界解读，这两次访问分别是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为“胡奥会”铺路。

　　博弈“牺牲品”

　　军事关系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往往被解读为“风向标”“晴雨表”。

　　上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两军在武器和军事技术合作层面往来密切。但好景不长。随着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两军交往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停滞期。后来，伴随着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美对台军售等事件，两军关系浮沉几多。

　　对于中美军事关系起伏的原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认为，这与中美之间存在潜在的对抗性质有关：美国想维持霸权，中国想拓展安全地位。而双边关系一旦出现波折，军事关系首先就成了牺牲品。

　　“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不稳定，可能出现冲突。但越是如此，军事交流就越显重要。”

　　朱锋告诉本刊记者，军事交流在中美关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中美可以借此坦率交流共同关注，通过对话解决潜在冲突，寻求有效方式使中美关系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

　　大洋彼岸，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美军事交流远远落后于双边的其他交流，“五角大楼和解放军的交流无法和任何两国的其他政府部门交流相比。”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波拉克分析称，军事问题由于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确实更加敏感，“没人会期望中美像盟国一样进行细节化的军事讨论。”

　　波拉克进一步解读说，相对而言，中国更将两军关系看作两国广泛双边关系的评价指标。“解放军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军事交流上有其特定利益，因此中方将断绝两军交往作为表达自己在其他领域不满的一种重要手段。”

　　波拉克认为，对于中美军方，首要任务是使军事交流常态化、更可预测，不要使其轻易受到政治和战略摩擦的影响。他建议说，双方应更关注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军事交流，以使其不至于总被其他层面上的政治看法差异所打断。

　　对于盖茨访华的时间点，波拉克认为，将盖茨访华安排在“胡奥会”之前，也许反映出双方非常关注在军事关系上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回归常态

　　如果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的中美关系更多呈现出积极与合作的一面，但2010年的两国关系更像是回归“既斗争、又合作”的常态。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美关系经历了对台军售、南海争端、黄海军演、经贸摩擦等事件的考验。总的来讲，这些博弈与摩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二：

　　一是战略层面上，美国对于中国的再定位。布什时期对于中国的定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关系“战略再保障”的概念。伴随中国继续崛起的这个大背景，以及美国对东亚事务的加强介入，类似的摩擦无论是在烈度上还是数量上，不会减弱，只会加强。

　　其二，在经济层面上，两国各自面临不同问题，因此采取的内外政策可能出现冲突。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提升就业，刺激经济复苏；而中国要解决的是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与保持经济增速问题，各自国内经济的优先性会继续放大人民币币值、市场准入等问题，无论中方如何动之情、晓以理。

　　不过，尽管波折不断，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框架其实并没有改变。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此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奥巴马延续了美国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两国建交以来的对华政策，解读中美关系也要把眼光放长远。

　　那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被称作“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会有怎样的走向？

　　首先，中美关系在2011年以“胡奥会”拉开帷幕，开端良好。专家分析称，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将包括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朝鲜半岛局势、美对台军售、贸易保护主义等。

　　布鲁金斯学者波拉克告诉本刊记者，贸易问题和经济关系正成为影响两国关系主要因素。他预计，胡锦涛访美可能会提出一些措施以缓和这些方面的摩擦。“两国经济关系相当复杂，且领域广泛，中美双方对于对方的某些政策互有不满，这次峰会可能会移除一些限制以取得实质性成就，加强双边关系。”

　　波拉克期待双边国事访问能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以展示双方关系并未僵化，而是在朝前发展。

　　对于2011年的良好开局，《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进入新的一年，中美关系去年“波折起伏的调子突然转变了”：不论是美国商务部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在“赞美中国”，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合作伙伴”。文章称这与即将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有关，双方都在“竭尽所能避免直接冲突”。文章同时提醒，两国还是要面对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超级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信任问题与竞合关系。

　　而去年年底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也许道破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底线。

　　在演讲中，贝德对未来中美关系提出了五点最低要求：保证商品货物海运通道畅通无阻，保证两国高层对话渠道畅通，保证并强化美国盟国的利益，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作用，守住国际法惯例。

　　未来几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北大教授朱锋分析说，一方面区域、全球共同责任使得中美要加强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双方力量出现变化，中国相对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彼此心态都需要调整。

　　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朱锋认为，将取决于中国的战略决策：是要和美国分权，还是把地位先放在一边，着重于发展。“美国担心中国趁虚而入。而一个变化中的中国对自己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容易出现错位。中国应当把重点在自身发展，使得心态、政策、观念、体制跟得上崛起的步伐。和美国对着干不是最正确的选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则认为，中美目前是霸权主义下的对话关系。

　　“中美之间绝对的军事对抗或者把酒言欢都不可能。既不要对中美关系抱太大希望，中美也不会成为死对头。这种关系10年、20年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