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官员们还纷纷宣扬艰苦奋斗的美德，因为承担这一切后果的，无疑是那些没有多少话语权的穷人和后代。经济若要复苏，的确得有一部分人承受一些痛苦，但从越来越倾斜的收入分配中可以看出，谁是这一部分人：在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收入目前集中在顶层1%的人手中，而大多数美国人今天的收入还不如十多年前。简单地说，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分享到“大稳健”时期的好处（尽管这个时期实际上应该是“泡沫之母”时期），那么，凭什么让无辜的受害者和这些根本没有从虚假繁荣中获得什么好处的人付出更多？

　　欧洲和美国拥有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在这次衰退前后并无不同。或许这些资产中有一些被高估了，但大体上看，它们没有减少。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私人金融市场中有大量资本被错置，而危机发生后，由于资源利用不充分，造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让这些资源重新发挥作用？

　　关键就是进行债务重组，也就是减记家庭和一些具体情况中的政府债务。减记迟早得做，但推迟进行只会造成极其没有必要的高成本。

　　银行以前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有不良贷款，现在它们又不愿承认损失——至少，在它们能通过营业利润和高贷款利率与低到不能再低的借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利差获得充足的再融资之前一直如此。金融部门会一直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确保自己获得全额偿付，尽管这会带来大量的社会浪费、极高的失业率和巨大的社会痛苦——尽管这些都是它们自己放贷失误造成的。

　　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债务重组总能让生机重现。没有人愿意看到1999年-2002年阿根廷经受的重创再现。但早在那次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阿根廷便陷入了困境——失业率和贫困率高，增长却缓慢,甚至为负，但在这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行动和政府的财政紧缩一直在进行。

　　直到实行债务重组并让货币贬值，阿根廷才迎来连续几年的GDP超高速增长。2003年-2007年，阿根廷的G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9%。到2009年，阿根廷的国民收入已较2002年危机谷底时翻了一番，较危机前的峰值也增长了75%。阿根廷的贫困率也从危机时期的峰值下降了四分之三。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阿根廷的表现也远远好于美国——失业率尽管高，但也在8%左右。我们只能想象，如果阿根廷当时没有那样做，结局会怎样。

　　因此，我的新年愿望是：我们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所谓的金融魔术师身上——这群人让我们陷入危机，现在又鼓吹财政紧缩，拖延债务重组——我们还要开始用一点点常识。如果有痛苦，也应该由那些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些在危机之前的泡沫时代获益最多的人去承担。

　　兰晓萌编译

(责任编辑：王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