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首日上海铁路送客17.6万

　　一年又一年，春运回家，路漫漫。

　　2011年1月11日早晨，早报记者以一员普通乘客的身份，购站票登上开往成都的K696列车，和最平凡农民工们拥挤在同一车厢，一起去体验漫长的春运之旅。在将近32个小时的时间里，早报记者在车厢内体验着无聊、乏味、酸楚和痛苦，而这些杂陈的五味在农民工眼中恰恰是回家的信号和标志，在痛苦中憧憬快乐，在孤独中想念家人，这就是他们的春运时刻。

　　今天，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拉开大幕。这32小时的回家路上有他们也有我们，愿所有人都能顺利回家，一路平安。

　　09∶20

　　火车站迎来返乡潮

　　人群埋怨

　　“不要停，不要挤”

　　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进城务工者，被外界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在1亿人左右。和他们的父母辈相比，他们更期待能够过上舒适的城市生活，但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一直是他们融入城市的门槛。

　　2011年1月11日9时许，上海火车站内，开往成都的K696次列车即将启程。拖着行李的旅客们像潮水一般从候车厅涌向站台，随后分流入列车的每一个车厢。

　　12、13车厢入口处，人们拥挤在车厢门口，一个个脑袋伸直向前张望，人群间不时传来“老乡，走嘛，不要停”的埋怨声。但队伍还是停在那儿。刘文迪（音）着急地用胸口顶住前面人的背脊，用力朝前走，但身高只有160厘米的他，怎么也推不动拥堵在车厢口的人群。“完蛋了，今年人多啊。”刘文迪皱了皱两条细而黑的眉毛，继续使劲向前挤。

　　目前，中国大约有2.6亿农民工，他们像刘文迪一样，拥有农村户口，但为了生存来到城市工作生活。每年春节，散落在中国沿海发达城市的农民工们都自发要回家团聚过年，如同迁徙的候鸟一般，集体返乡。据官方预测，2011年我国春运客流量将达28.5亿人次，同比增加11.6%，比往年有大幅提高。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纪录达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12.5%，而选择搭乘火车回家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工群体。

　　12、13车厢是K696次列车的硬座车厢，这里因为同时出售无座站票，乘客数是其他车厢的两三倍。许多买了站票的乘客一上车，就把行李堆放在车厢通道处，后面的人再上来，只能一点一点朝里面挤。时间一点点过去，距离发车不足10分钟，车厢门口仍拥着30多个人。有人大喊一声“火车要开了”，人群立刻收紧成一团，所有人一齐使劲，朝着不足一米宽的车厢入口涌去。

　　“啊，不要挤哦，手要挤断了。”前面一个女人大声喊道。

　　没人在意这句话，人们继续挺起胸脯，抓紧行李，向前挤。“赶紧走啊，再不走火车要开了。”小个的刘文迪灵活地像蛇一般，窜入人群中的每一个缝隙处，伴随着他的一路向前挤，其他人也渐渐挪进车厢。刚才还拥堵在站台上的几十个人，没一会的工夫，全都塞进了列车里，只是埋怨声一直没停下来。

　　一上车，刘文迪就将行李，一个一米多高的橘色的旅行背包，一个塞满了方便面和礼盒月饼的塑料袋，一齐放到车厢接合部的窗户边，“这是最好的位置，赶紧抢下来。”

　　刘文迪是四川省南充市人，今年21岁。19岁那年他随表哥一起来到上海，做电脑维修工作。刘文迪说，平时他和表哥跑遍上海，给不同的企业和工厂修电脑，有时候还要跑外地。刘文迪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老练，行李放好后，他立刻掏出香烟分发给周围的人。见一个女生行李提不上车，他立刻打个帮手，女孩连声道谢，刘文迪笑着说：“都是老乡嘛。”

　　“那女的好像是大学生。”身边一个乘客开刘文迪的玩笑，刘文迪看了一眼走远的女孩，喃喃道：“好像是吧，不晓得。”刘文迪说自己很羡慕大学生，有文化将来好找工作，“我去过一次复旦大学，感觉太好了。”

　　像刘文迪这样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进城务工者，被外界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在1亿人左右。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和他们的父母辈相比，他们更期待能够过上舒适的城市生活，但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一直是他们融入城市的门槛。

　　9点20分左右，火车终于开动。

　　12:40

　　两代人畅谈打工经历

　　40岁女子做建筑工

　　只为儿子能买套房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85％需购买新住宅的城镇居民家庭都无力买房。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举三代人的力量，购置一套房产，即便是拥有宅基地的农民，也无法逃避类似的命运。

　　刘文迪还在继续畅谈着自己走南闯北的故事，站在他身边的是个年纪可做他母亲的女人，个子很矮，身材臃肿，留着一头短发，爱笑，笑起来小眼睛眯成一条线。这个女人叫陈华（音），40多岁，四川达州人。

　　陈华来上海三年，现在在松江区做些散工。当初，陈华和自己的儿子一同离家到上海做建筑工，但一个项目没做完，她儿子就跑回了家。“没办法，实在太辛苦了，每天一早起来就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人都瘦得只剩下一层皮。”陈华心疼儿子，但她自己却没回达州，继续出没在各个工地。

　　“啊，那你就一个人留在上海，也没亲戚朋友？”刘文迪有些惊讶地问。

　　“就一个人，也有几个老乡。”陈华呵呵一乐，小眼睛又眯成一条线。支撑陈华留下来的，是儿子买房成家的压力。陈华的儿子在达州处了一个女朋友，两人打算结婚，但希望能在达州郊县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生活得像城市里的人一样，不回农村”。

　　对于陈华来说，给儿子添置一套城郊的房子，成为了她中年的人生愿望。实际上，这也是当下中国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已达8.76，较去年上升了46%，报告还称，目前我国85％需购买新住宅的城镇居民家庭都无力买房。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举三代人的力量，购置一套房产，即便是拥有宅基地的农民，也无法逃避类似的命运。

　　为了这套价值十多万元的房子，陈华每天在工地上和男人们一起和沙子、砌地砖，一天的收入不到100块钱，但陈华能省下来很多。“节约点，再过两年就能攒够钱买房子了。”陈华眯成小眼睛说。这次回家她背了一个蓝色布料大包，撑得比她人还大。陈华旁边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盒方便面、饼干和几个橘子，和其他人一上列车就吃东西不同，陈华说要等饿了才吃。

　　K696列车已开了3个多小时，原本拥挤在车厢接合部的人们，也大都寻个角落蹲坐下来。陈华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停用拳头敲打大腿，车厢忽然安静下来，只有火车前进的隆隆声。

　　不一会，火车又停在了一个站台前，一个短头发、穿一件灰色西装的女人走了上来，她四下打量前后两个车厢的人数，然后朝人多的13车厢走来。女人背着一个牛仔背包，塞得圆圆鼓鼓，背包重，女人走路斜着肩，一只手扶着车厢壁，摇摇晃晃向后走。

　　好不容易走到车厢接合部，女人把背包放下，从里面掏出两个活动坐椅，叫卖起来：“大哥，要不要，10块钱一个，活动板凳，10块钱一个唉。”在这个满是川话的车厢内，这几声嘹亮的普通话显得格外清脆。

　　有人问她，上车卖板凳的钱够给车票钱吗？女人回头看看列车员，笑着说：“那哪够，我下一站就下车了。”原来，女人是逃票上了车卖东西，下一站下车后，再找返程的列车回去，来来回回倒腾。活动坐椅卖得很好，不少蹲在地上的人都掏钱买一个，但陈华却不买，她坚持坐在地上，仍旧不停敲打大腿。

　　女人很会做生意，有人夸她有生意脑筋，女人摇摇头，叹气说：“没办法啊，家里孩子还在读书，老人也要伺候，不卖这个挣不来钱。”

　　不一会，女人就卖出了6个活动坐椅，一直蹲在车厢厕所门口的王武强（音）也买了一个，然后立刻坐在坐椅上，呆呆看着窗外迅速划过的风景。

　　14∶10

　　老乡相见倍感激动

　　“家里好山好水，

　　媳妇娃娃，舒服”

　　在城市各类建筑工地，随处可见王武强这样的普通务工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异乡城市的发展默默耕耘着。

　　王武强头发凌乱，穿一件黑色的外套，眼眶很深，眼睛却没有神采。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大手，手指粗，指甲盖大，上面一竖一横全是皱纹。

　　上车以后，王武强就一直蹲在车厢厕所门口，除了不停地抽烟，就是瞪大眼睛，看着窗外发呆。42岁的他来上海不到一年，在闵行区一个工地做建筑，主要负责搭钢筋。这次回家过春节，工地的建筑还没完工，他和工友们都没结算工资，只是领了点过节费就上路了。问他担不担心老板拖欠工钱，王武强摇摇大手，说：“不会的，工头也是老乡，都是认识的人。”

　　王武强的老家在西昌，列车到了成都后，他还要继续坐8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家。老王是想家了，一打开话匣子，他就不停说他的3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大的13岁，读书不是太好，爱玩爱闹，太调皮了。”

　　“呵呵，我的孩子也是，太闹了。”隔壁车厢过道上，一个抽烟的男人搭话道。搭话的人个头很高，腿很细，穿一双尖头皮鞋，他也在上海做工，最骄傲的是参与了虹桥枢纽的建设。“虹桥站的建设了不起，我是打地下管道的，虹桥站地下的一根管道就有那么粗。”男人把烟咬在嘴里，两手比画在胸前，像是抱着根大柱子。在城市各类建筑工地，随处可见王武强这样的普通务工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异乡城市的发展默默耕耘着。

　　王武强笑呵呵地听着男人讲工地的故事，末了才问对方是哪里人，巧合的是，对方也是西昌人，王武强立刻打听他家在哪个县哪个村，老乡见老乡，难免有些激动。

　　“干了一年还是一定要回家啊，家里好山好水，媳妇娃娃，舒服。”男人又点起一根烟，笑着对王武强说。

　　王武强呵呵一乐。忽然王武强的手机响起，他立刻拉开外衣拉链，摸索半天，才从贴身衣服的口袋中将手机掏出来。电话那边，是他在成都的亲戚，说因为加班，不能去火车站接他。王武强提着嗓门喊：“没事，你不消来了，我们在成都不耍了，下了火车就走人。”电话挂下，王武强不好意思地说：“是我侄儿，在成都上班，想来接我，不让他来。”

　　火车继续往前开，王武强又沉默地看向窗外，这时才发现，他看的不是车窗外的风景，而是窗口旁的三个乘客，三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

　　16∶40

　　农民工子女自行回家

　　四川孩子随父母来沪

　　辍学在家帮忙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数量已高达7000万人，其中大部分属于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受教育情况都存在诸多问题。

　　从上车开始，这三个孩子就把所有行李堆放在车厢靠左的窗户下，像是占座一般。稍大点的女孩叫李萍（音），扎一条马尾，眼睛很大，牙齿有些突，另一个女孩长得秀气些，但皮肤有点黑，还有个男孩子叫施俊杰（音），眼睛也很大，鼻子尖尖，棱角分明。三人中，最大的李萍才12岁，都没有大人陪着。

　　李萍说，他们父母都在上海打工，春节这段时间忙，担心之后买不到火车票，就让他们先回家。虽然没有大人在身边，但三个孩子一点都不紧张，上了火车就找热水泡方便面吃，然后又嘻嘻哈哈在窗台边嗑瓜子。

　　“我们以前就自己回过家，不害怕。”李萍说，以前从广州回成都，车上更挤，只有两只脚站下去的位置，根本没法动。三个孩子的老家都在四川平武，父母外出打工后，他们在老家没人照顾，只能一起出来。之前他们在广州时还在一所学校读书，后来搬到上海，父母实在太忙，他们也就没再读书，在家里帮忙。

　　问他们回家最想干什么？李萍笑着看看另外两个伙伴，然后摇晃着脑袋，说最想吃老家的牛羊肉。

　　改革开放30年，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务工者走进城市从事各类工作，他们往往会留下一代缺少关爱和照顾的子女。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数量已高达7000万，其中大部分属于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受教育情况都存在诸多问题。

　　最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10年秋季开学，上海已有47万余名农民工同住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其中七成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其余则通过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措施解决。也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李萍和她的两个伙伴也将尽快走进校园，重拾书本。

　　火车继续向前走，李萍靠在车厢门的玻璃上，看着过道内来来往往的行人，她的手指上长着几个大大小小的冻疮，指甲盖里全是黑色的泥巴。火车距离成都终点站还有近一天的时间，李萍蜷缩在车道里，靠在垒在窗边的行李上，默默地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