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英才》
中国年度管理大会 专题报道 出处|《英才》杂志2011年1月刊
宏观趋势大调查——经济学人预测2011
策划|本刊编辑部/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何春梅
2010年，复苏之年，经过一年的巩固，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有望再次回到10%附近。但新问题亦尾随其来，通货膨胀
经济正常化后，保增长与通货膨胀如何重新权衡？这只是2011年中国经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一些危机前亟待解决、但因反危机目标而搁置或延后的问题又再一次回到了眼前，且显得更加迫切，如房地产问题、结构调整问题、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等。
同时，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不一致。美国又一次加码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欧债危机也不绝于耳。尽管中国得以暂时领跑世界经济复苏，但外部潜在的隐患依旧不可小觑。
2011年又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视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词，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此亦只能鞭长莫及，一系列新的体制改革恐怕在所难免，而财税体制改革则又首当其冲。
新问题与老问题汇聚，2011年我们或将发现中国经济在这一年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2010年。那么对2011年中国经济来说，什么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如何真正把握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势？
带着这个问题，本期《英才》杂志，特别为读者专访到了10余位来自不同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学者。虽然他们所列的关键词不一而足，但细读之后，读者亦不难发
现他们之间的许多共识。
（以下学者按姓氏笔划排序）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中国经济将连续三年下行
关键词：通胀趋升、增长趋降、美次贷危机重现
首先，2010年下半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虽有炒作因素，但主要因素是中国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土地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减少。其次，因为“刘易斯拐点”已在中国出现，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必然的，可同期工资的上涨还没有完全反映到物价上，其压力主要还是企业在承受，到2011年肯定会向市场释放。最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输入性通胀。在这三个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的全年通胀水平会到4%-5%，某些月可能会超6%。分析了以上原因，可见加息、紧缩货币的方法并非是治理本次通胀的良药。
如果物价是由以上三个力量推高的，那么货币增加只是被动适应。价格上涨后，企业有了更多的货币需求，如果此时货币资金不增加，企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就会受影响。
因此我的建议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即继续供给更多的货币来适应通胀，从而保证经济增长。同时，通胀现在已经伤害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等转移支付来保证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由于税收是从现价征收的，所以通胀实际会增加政府税收，此时政府有必要将这部分税收补贴给穷人。其它的还包括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等财税政策。2010年前11个月新上项目同比减少了15000个，未来的投资需求不容乐观；消费增长保持在18%左右，但由于通胀率在上升，实际消费增长率在走低；出口在上半年保持在30%以上的水平，但9、10月则降到了20%多一点，虽然11月又到了34.9%，但国内外都有研究说明我们的贸易顺差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假的，是热钱在借道涌入。
我认为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会连续三年下行，到2013年甚至不排除增长率会跌到5%。因为未来三年世界经济一定会非常严重的下滑，中国经济也没有安排很好的对冲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形成的庞大“有毒资产”至今还没有清理。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日本银行用了15年才消化完其泡沫破灭造成的巨额呆坏账，这个过程大概填进了1.5万亿美元的银行利润。而美国“有毒资产”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当年的日本。
最近美联储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而在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了2000亿美元的企业减税方案和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更新计划。此外，奥巴马政府又于近期把布什政府时期的全部减税政策延长了两年。这标志着美国第二轮的财政、货币的双放松。
各国出台新的刺激政策都是前一轮政策失效的背景才会出台。但美国恰恰是在前一轮刺激政策正在有效体现的情况下又来一轮，这就不对头。美国实际上是要给后边的金融危机做对冲。
美国证交会于2009年把这些“有毒资产”冻结了起来，往后延期两年，而且还变更了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把“有毒金融资产”用原始价值记账，把金融机构的坏账盖了起来。
两年后的2011年，美国又必须面对这些庞大的“有毒资产”。2011年，美国第二轮的冲击一定会来，而且会使全球经济都往下跌，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通胀成为大挑战
关键词：通货膨胀、汇率调整、税制改革
虽然央行在2010年下半年也采取了存款准备金、加息等收紧措施，但由于整体的货币政策没有转向，这种收缩就缺乏连续性，进而导致通胀压力急剧地释放了出来。
最典型的是农产品、蔬菜等食品价格成倍或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上涨，这对老百姓的生活构成了很多威胁。国务院出台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如果我们的动作更早一些，可能就不需要临时性的行政管制了。
这些因素在2011年还会继续表现。但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是不能持久的，毕竟我们是市场经济。由于担心调价措施过于集中出台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本来预定在“十一五”期间出台的政府调价措施（资源、能源价格改革）都推迟了，但它会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主要任务，而2011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
因此，基于内部通胀压力的继续传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能源价格改革的压力，通货膨胀会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
汇率提高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好处的。中国通胀的推动因素之一就是“输入式”的，即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如果我们能够相应地提高汇率，就会抵消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的通胀水平。汇率逐步市场化、向上浮动在2011年恐怕是不可回避的。
2011年汇率也不可能是大幅度的调整，但会比2010年大。汇率调整实际上应该有很大的机动性，不要每天守着那么一点点，让人们产生预期。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要放开手脚，要有更大的浮动空间，增加它的波动性，波动性大了，投机就不好投机了，因为它搞不清楚是上还是下，但总体上升值恐怕不可避免。
税制改革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收入分配已成为当前的大问题。税收制度主要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我们两极分化这么严重，需要通过税收去调节。
当前的税收制度存在太多的问题，美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它还要征遗产税、赠予税，还有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我们这些都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得到体现。因此税收制度必须提上日程。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把投资引到股市
关键词：货币型通胀、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扩容
引发当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根源在于外汇储备过高，正是外汇储备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央行收“绿票子”，印“红票子”。“红票子”印得过多，流动性泛滥就出现了。
因此，2011年经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要“减肥”。外汇形成这么多的资产，必然导致外汇占用人民币的增加。因此无论是资产泡沫还是通货膨胀，都是货币型的，而不是简单的商品需求或者成本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成为了2011年中国经济的关键。通胀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一旦解决了外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通胀问题就化解了。
化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把中国的股市发展起来。一个强大的股市是吸收流动性的关键。现在人民币的储蓄利率已经是美元、日元储蓄利率的十倍，人民币现在基础利率是2.5%，美国、日本的基础利率是0.25%，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再加息，就会把更多的热钱吸引到国内来，这将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
同时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已经达到了18.5%，绝对的世界第一，再增加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能把货币“老虎”越养越大。那么，流动性泛滥怎么办？一方面需要堵住源头，另一方面就需要把现有的流动性引到投资里面去。
面对当前这么高的流动性，有两种方式可以消化，一种是让它去投资，一种是让它回到储蓄。回到储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引导到投资里。而投资则只有引到股市，才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和房地产不一样，股市可以通过扩张直接融资的方式，把这部分资金引到投资领域。中国好项目有的是，需要钱的项目多的是，这也就化解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要发展强大的股市，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政策要引入资本因素，要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连接起来，把货币市场的“水”引到资本市场的“面盆”里，诸如资本市场扩容、大小非的压力等等，这里边面多，缺水。二者负负为正，现代金融的矛盾和麻烦也就解决了。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短期美元比黄金精贵
关键词：房地产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欧债危机
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是看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能否适当的稳定下来，能不能在2011年找到一些房地产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新办法，即能不能彻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令其把保障性住房作为自己的资产来经营，就像经营土地一样来经营保障性住房。这一点不仅对2011年，而且对整个未来5-10年都会发挥重大作用。
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灵”，我认为开始的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微弱的，但当这个政策的力度在不断集聚，不同的政策在同一个方向上不断出台、发力的时候，那么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大的，这有点像推动一辆巨大的战车，一开始发力推推不动，但等它动起来之后，其态势便是难以阻挡的，惯性是很大的。
房地产价格如果继续如此猛涨，对整个社会的心态、投资者的心态、地方政府的心态、中央政策的制定都有不利的影响。只有这个价格增长速度能够缓下来之后，很多根本性的、长远的政策才能出台。
中国经济最需我们关注和呼吁的是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税收是涉及到中国未来经济能否平稳转型的重大体制问题。
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在2011年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以此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同时缓解一些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我们财政政策的运营空间还非常大，赤字略高一点也不是大问题，毕竟政府手里还握有大量有价值的公共资产，这部分资产长期来看需要逐步减持，现在稍微有一点赤字多发一点国债，从长远来看不是问题。
我希望在2011年一些税种能够得到调整，首先是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由于增值税有抵减部分，这种转变也相当于降低了服务业的税负，同时也避免了双重、多重的收税。此外，在消费、个人领域也需要结构性减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现在只有工资税、没有资本所得税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不尽合理的，它压抑了个人劳动所得的增长速度，减少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另外，我们应该特别关注欧债危机。我相信欧债危机在2011年全年、至少上半年会反复折腾。同时，它会对欧元汇率、美元汇率、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短期来看，美元比黄金还精贵，一有风吹草动，美元就会涨。
因此，2011年至少是上半年，在欧债危机不断以各种不同形式演进的过程，也就是美元走强的过程。而在欧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过程中，美国就会增加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
美国短期来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化解、剥离银行呆账，让银行恢复到正常的运作模式，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政治上很复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下半年有经济下滑风险
关键词：货币政策转型、财政政策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型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明显有别于2009和2010年，特别是货币政策会发生一些变化转型，即从扩张型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或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就是跟2009、2010年相比要适当的紧一点。
2011年上半年可能是通胀的威胁会大一些，而下半年则是经济下滑的风险要大一些。在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太大的逆向性的变化，不能通过抑制通胀却损害了经济增长，需要在它们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这两三年来的货币政策就变化太大，变得让人搞不懂。
我们过去的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小的，政府没有意识到财政政策的作用，比如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需要减税，但我们从来没有怎么减过税，永远是增税。不减少税收，光扩大支出等于不起作用，因为扩大政府的投资动力的同时削弱了民间的投资动力。中国财政基本上是一个如何保证政府收入的政策，这就造成了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做得比较差。
经济模式转型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经济模式不转型，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会非常大，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很低，我们需要逐步从过度依赖外需、内需又过度依赖投资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内外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要逐步发挥消费对中国经济拉动的作用。
若在2011年继续增加政府投资是有问题的，本来政府投资的战线就太长，除非是政府对社保或基础设施的投入，其它投资就没太大意义。因为经济模式的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内部拉动力的转型，如果政府还依旧通过扩大税收收入再扩大政府的支出来对经济产生影响，这实际上就不是在转型了。转型的核心是要增大市场、非政府的力量对经济的拉动力。
长江商学院EMBA/Exec Ed学术主任周春生
人民币可能升值4%-5%
关键词：结构调整、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需要逐渐调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内方面，我们需要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国际方面，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要逐渐改变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不断大幅上升的状况。因此经济增长须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均衡拉动。
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经济结构也会相应发生转变，但它未必引起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政策在宏观上的引导，包括税收政策和工资制度的改革。
一方面要适当的减低税负，另一个方面对于当前税收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也应该加以调整。劳动工资有很高的税率，而投资回报却是免税的，这显然有不合理的地方。总体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一个是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另一方面则是逐渐缩小贫富差距。
2011年物价上涨的压力还会继续存在：首先农产品价格上涨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等各方面因素也有关；其次，输入性通胀的可控性不在我们手里；最后劳动工资还需要上涨。
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2011年货币政策将转向稳健，这对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肯定是有帮助的。而且当前采取的这些措施会有一个滞后效应，其对遏制通胀的恶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因此尽管现在压力比较大，随着政策滞后效应的显现，2011年也不大可能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其物价水平可能会在3%-4%左右。
到底2011年的“稳健”是偏宽松还是偏紧？需要考量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如果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我们可能是稳健偏松；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加，那么可能是稳健偏紧。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出口、资产价格和热钱的流入。虽然我们强调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应太快，但我们也不宜夸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由于汇率升值重蹈日本覆辙的可能性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基于最近国内物价上涨较快，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已经不那么严重了。不过基于我们的贸易顺差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的影响力也在增强，人民币在2011年升值4%-5%是有可能的。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
通胀前高后低
关键词：转型、通胀、民生
2010年GDP增速大约在9.8%，我估计2011年GDP增速大约在9.2%，呈前低后高的特点，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之下，经济增长仍然稳健，其中投资平稳、消费增速、外贸减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更协调。
所谓通胀，是指2011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上述压力是更有效地利用要素，让劳动者更普遍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更珍惜环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且通胀本身也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估计2011年C P I大约在3.5%，通胀走势全年呈前高后低的特点，个别月份可能接近5％但不会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受通胀影响较大的家庭，尤其是城镇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显得十分必要。
所谓民生，就是和2010年相比，2011年经济增速更低，通胀更高，政府对民生的关注更为强烈，其中，教育、医疗和养老仍是三大症结。此外，民众也可能陷入如何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忧虑，储蓄、国债、房产、股票投资收益如果均不令人乐观，如果居民手头的财富跑不过发钞速度也跑不过通货膨胀，民众可能陷入焦虑。
有人可能惊讶于我为什么没有把消费列入2011年的关键词，毕竟眼下，消费启动、大消费、新消费之类的说法很热。我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消费增长比较乐观，但并不认同时下的“消费热潮”说。
一是尽管2011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同比增长可能接近20％，但是扣除通涨因素，实际消费增长和2009、2010年并无太大差异；如果政府未能有效改善从教育到养老的这一覆盖生死的公共服务，那么中国居民仍然有很高的储蓄热情以防御未来的不测之需。
二是当下的消费，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消费刺激政策的结果，例如家电和汽车下乡等，但很遗憾，迄今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才刚刚4500元左右，从实际消费能力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差距有15－20年之巨，政策刺激效果的持续性有待观察。
三是中国居民并没有太丰厚的财产性收入，因此，“大消费”在2011年只是个供炒作的空洞词汇，不具有实质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
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货币政策转向
按照2010年10月中央下发的文件，从2011年开始我们将按照部署重点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这实际上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龙头产业的发展方式。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可能会遇到投入多、产出小、成本高、收益低的瓶颈。这就需要利用好金融手段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传统的手段如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扩大商业银行的低碳贷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直接融资提供便利等。
此外很重要的另一手段是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权交易所逐渐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研究金融创新（如碳证券、碳基金、碳信托）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011年第一季度、甚至上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还是逐渐收紧的趋势，也不排除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虽然名字叫“稳健”，二者相比就是在收紧。
货币政策收紧的背后是物价攀升带来的挑战。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物价逐月上涨。虽然眼前动用的一系列手段，使得有些商品的价格得到了阶段性的抑制，但依旧不排除2011年1、2月会继续上涨。
这轮物价上涨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背景，就是全世界经济正处于复苏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可能出现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根据历史经验，经济在复苏和持续上升的阶段，即经济周期的扩张期阶段，生产资料的价格要上涨，甚至大涨。
中国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我们的G D P靠投资支撑，投资又靠银行贷款来支撑。工程、项目的扩张推动了对钢铁和水泥等的需求，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最终会传导到商品的价格。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未来房地产税为税收支柱
关键词：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与税收
2011年政府支出总量不宜、也难以做出较大调整，预计在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延续期，将继续保持一定赤字规模。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元，也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可靠后盾。财政政策在2011年还将具有扩张特征的重要原因有四，一是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还需要安排一些后续的配套建设资金。二是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要有进一步的支持财力。三是对应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价上涨造成），客观需要财政发力实施结构性的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四是针对公共交通体系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财政资金支持下的大手笔“点调控”，来尽快缓解某些严峻局面（如干道拥堵，必须尽快建成复线）。
当下的通胀还并不是全面的、有普遍杀伤力的。因此，在政策处理上不应该只管抽紧银根，还要从增加供给入手。可见，2011年，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是“一紧一松”的状态。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框架下，旨在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结构性减税将进一步推进。2011年后结构性减税的重点之一是，增值税扩大范围替代营业税，减轻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进一步细化、扩大和升级换代；也应该进一步实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调整完善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措施，对政策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领域，实施优惠税率和扩大税前扣除范围。
在减税的同时，某些领域结构性增税也需要有所考虑。2011年应当争取有所突破的是资源税和房产税改革，未来房地产税可望为东中部省份提供地方税体系中的税收支柱，而资源税则应成为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省份的税收支柱。说到房地产税，不仅仅是整体税制改革的要求，即便从涉及民生的多项改革来看，它也是一个配套事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中的配套改革，又能够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有所优化。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经济增长8%是底线
关键词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稳定、人民币汇率
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就自然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从理念上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多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我们能承受多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随着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在减缓的。完全以个人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大概不会超过6%。极端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要从现在10%左右向6%收敛。收敛的过程是客观趋势，问题是在长期，我们要避免收敛速度过快或者收敛幅度过猛，而短期则要避免出现一个“大坑”。
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底线，就是要维持就业。从历史上来看，8%就能把就业达到满意水平，而物价水平，超过5%问题就比较严重。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要在8%的经济增长率和5%的通货膨胀率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就得想办法把它托上来；如果通货膨胀高于5%，则得想办法把它压下去。
尽管我们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但我们也不希望短痛太痛，这就是以上讲的宏观经济需要稳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人民币汇率怎么安排的问题。
首先，人民币汇率跟贸易没什么关系。美国逆差的形成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起的作用很小，主要是各国的结构问题。其次，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应该的。人民币不是升值不升值的问题，是以多快速度升值的问题。中国经济在增长，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人民币肯定具有升值倾向。中国劳动力生产率每年提高5%，因此人民币每年升值3% -5%对宏观经济平衡还是有好处的，问题是升值幅度不要太大、速度不要太快。
最后，热钱的问题。美元是全球的计价货币，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的价值尺度开始收缩。做买卖秤不准了怎么办？这是全球对人民币需求很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想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赚取价差。相形之下，中国经济在稳定的增长，人民币又处于升值过程中，这个尺子相对比较稳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桂田
资本市场是长期蓄水池
关键词：政策选择、资本市场
引起物价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是流动性过剩。根据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底，M2已经达到了71万亿人民币，2010年的经济总量大致在37万亿左右，现在广义货币的总量已经达到了其1.8倍左右。
中国这么大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主要还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总体的高速经济增长目标，在转轨时代货币金融体系还在不断改革的情况下，货币的流通速度需要和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的一致性，高速经济增长需要一定增长幅度的货币供应量来支撑。
第二个因素是低汇率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充足。现在的矛盾在于，有着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但其释放渠道却很狭窄。我把其释放渠道概括为四个池子：消费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古玩及投资品市场。其中消费市场不能承受流动性的，因为这直接和人们的生活有关，将会导致CPI的大幅上扬；而古玩市场虽然很热，但是对于低收入人群不会发生影响，而且池子很小；房地产市场在前一段已经沉积了过多的流动性，房地产市场的水也不能太多，这涉及到人们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能装更多的水，通过这个池子，把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和高质量的上市公司里。我们的资本市场不仅在短期，而且应该在中长期也起到更大的作用，成为很好的蓄水池。资本市场有泡沫不怕，最怕的是资本市场的泡沫破了。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
改革地方财政体制
关键词：退出、改革、地方财政
中国在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方面是“起跑最快”的国家之一。毫不奇怪，也是最先实施退出策略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的刺激计划是靠大规模的银行信贷扩张所推动的，因而退出策略也集中在这一领域是正确的。逐步缩减信贷规模绝非易事。最近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的抬头使其增加了更多的挑战。然而，截至目前，政府在应对方面始终坚持不懈，并具备了进一步运用各种手段的很大空间。主要的挑战是顶住不可避免的压力而坚持到底。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同时有鉴于刺激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短期措施，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力正在回归到中期改革议程。凑巧的是，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刚好发生在中国开始编制下一个五年规划之际。对编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已经提出，指明了诸多重要与合理的改革方向。
地方财政方面包含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以及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瓶颈问题。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是在地方层面实施，融资来源于城投公司这样的预算外借款和向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收入。因此，退出战略也更多地是“挤压”地方层面，对地方财政预算、公共投资计划和住房建设施加压力。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是养老金、医疗和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继续存在的失衡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这些领域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建立起来的改革势头。对中国的地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更全面的改革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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