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曹理达
新年伊始，央行宣布，自2011年2月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加息后，一年期贷款利率将达到6.06%。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三次提高基准利率，此举表明政府正加大力度抗击居高不下的通胀。与以往加息不同，此次加息似已在市场的意料之中，
通胀升温
《21世纪》：2010年中国GDP增长超预期，达10.3%，CPI上涨3.3%，有专家预测2011年将进入高增长高通胀的一年，您怎么看？
诸建芳：流动性宽裕是造成2010年通胀的根本原因。对2010年通胀上升贡献最大的是食品价格，其背后的原因是连续两年过度的货币政策刺激造成经济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速。在流动性充裕和经济增长过快的环境下，食品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价格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短期天气因素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不是主要因素。
短期内，我国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2011年通胀总体走势将是前高后低。2011年上半年会延续2010年下半年高通胀的势头，下半年在政策调控加强的情况下，通胀将回落。2011年CPI将上升3.8%，其中上半年CPI在4%以上，下半年通胀压力将有转折性变化，年底回落至3%左右。
王建：去年四季度的经济数据有让人疑惑之处。四季度三个月平均工业增速是13.3%，之前三季度是13.5%。一般来说，工业增速占GDP比重的45%左右，所以季度GDP一般跟工业增速同步，往年基本都是这个规律。但2010年的GDP数据，从一季度开始下降，前三个季度分别是11.9%、11.1%、9.6%，本来普遍预计四季度应该低于9%，结果却高达9.8%。这种反常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去年全年10%以上的GDP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全年通胀率3.3%，主要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涨幅度比较大。去年一季度是通胀的低谷，四季度达到高峰，今年将继续延续这种趋势，上半年物价会继续往上走。有人认为今年下半年会降下来，因为2010年是前低后高，今年受基数影响会前高后低，但出现这种趋势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很多产品都在年初进行调价，另外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大宗产品如粮食上涨很猛，输入型通胀将会比去年严重。同时，工资也在上涨中，很多企业准备在今年初给工人调工资，又会形成一轮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还有气候的影响，粮食主要产区是北方，近20年来都是北粮南调，目前北方九省干旱，如果持续到春耕，可能会造成粮食歉产，到秋粮上市时价格压力就会显现，这样的预期会推动全年CPI继续上行，所以今年全年5%-6%的通胀率是有可能的。
陆磊：2009年以来的高通胀有两个因素推动：一是较快的经济增长，二是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推力，但经过一轮信贷收缩，会逐渐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超预期的部分主要体现在进出口上，去年我们预测2010年出口增长不会超过20%；但实际增长31.3%，仍然比较高。虽然顺差在收缩，但整个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较大。
2011年，由于信贷收缩，再加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能会出现3%以上的增长，这种增长会进一步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出口和投资两个角度来说，我没有看到推进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的动力。
2011年是较高增长和较高通胀叠加的一年。预计增长将达到9%，虽然比前两年低，但在历年增长率中仍偏高；CPI将达到4.3%，比去年的3.3%提高了一个点。通胀率受几个因素影响：天气因素导致PPI价格上涨进而推动CPI价格上涨，在一、二季度之间保持高位。整个上半年特别是一、六月份，通胀相对高一些，可能超过5.2%，甚至达到5.5%；下半年九月份也会有一个高点，可能会低于5%，但超过4.5%，原因就在于中国还有大量的能源、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要推进，这有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如果我们的测算正确，也会看到全年的月度高点呈现一个持续向下的过程。
加息剑指通胀、负利率
《21世纪》：农历新年后央行再度宣布，自2011年2月9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反通胀形势已十分严峻，今年的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王建：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QE2之后，可能会有QE3出台。美国银行正在做压力测试，看银行能承受多少坏账。现在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恶化。去年四季度美国发生了止赎危机，现在有500万套房子已有两个月没有还款，200多万套房子已有三个月没有还款了。有数据说，大概每140个房贷家庭就有一家接到了止赎通知，房子将被银行收回，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在深化。美国为了刺激经济，还会推出一轮一轮的定量宽松。其它国家为了稳定本币对美元汇率，恐怕也得放货币，全球的货币狂潮才刚刚开始。
货币政策现在主要想压通胀，但这样是压不下来的，因为货币不是我们放出来的。美联储释放流动性，我们紧缩有用吗？通胀中的食品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人地关系紧张，加息并不是解决办法。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只能说经济增长有一个好势头，我们才敢加息。今年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前景不明确，经济增长力度在减弱，在趋于下滑的轨道上运行。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较明显的外需紧缩或内需不足，宏观目标马上就得转到保增长上来，加息过程就会停止。经济如果往下掉，即使通胀往上走，保增长还要放在第一位。今年货币政策将面对保增长和防通胀的艰难选择，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只要增长势头一弱，防通胀就要告一段落，宏观调控的方向就要调转。
诸建芳：从2010年四季度GDP增长超预期来看，经济活力依然强劲，而在通胀水平较高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反通胀的决心和动力将有所加强，货币政策将转向稳健，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都将做出调整。
首先，根据过去9年通胀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通胀高意味着未来货币信贷增速下降，由于近期通胀比较高，我们预期未来货币信贷增速将有所回落，信贷增长15%-16%左右，即新增贷款约7万亿-7.5万亿左右。为了控制货币信贷增速，存款准备金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将配合使用，对冲贸易顺差、FDI、到期央票和热钱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当然，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在全年保持不变的力度，将根据通胀变化动态微调。从通胀和增长的动态来看，2011年年中可能是政策微调的关键时点。
其次，一方面，当前负利率比较严重，需要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盈利状况良好，资产收益率与贷款利率差额达到历史新高，这意味着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和贷款需求，为了使这一差额回到合理水平，需要上调基准利率。
陆磊：2011年的总基调是上半年基本持平，下半年要看全球经济的变化。6月底以前的货币政策恐怕很难宽松。从货币政策目标看，M2增长可能在5%-10%之间，信贷增幅可能为6.5万亿-7万亿，逐渐向常态回归。2008年的信贷增幅是5万亿，2007年是4万亿，2009年涨到9.6万亿以后，逐渐向常态回归。
货币政策回归的直接影响是控制投资增长，间接影响是控制通胀水平。投资增长对信贷依赖性很强，特别是私营部门的投资增长将受到限制，这是一个负作用。2009年我们开工了很多大项目，为了不让它们烂尾，只能继续放贷，但这对私营部门或非国有部门的信贷就会变得很少，这在2009年就应该看得很清楚，而不是到今年才看到这个问题。
增收是关键
《21世纪》：通胀背景下，保证居民收入增长显得更为紧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建：在三驾马车当中，消费增长比较猛，但如果分配机制改革不继续深化，消费增长的空间就非常有限。我国经济有一个特点，当农民收入增加时，消费表现就好。去年农民收入增长第一次超过GDP，但去年消费的高增长，不是分配结构改善所带来的，而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民消费增加带来的。现在农产品的投入品价格上涨也很厉害，农民的收益要被这部分成本吃掉，这样的繁荣如何能持续？
分配结构的调整应该在再分配、财富转移上多做文章。在初次分配当中，我们提出工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GDP增长同步，是一个整体方向，但并不能靠行政力量来贯彻，否则会妨碍市场机制，如强制要求企业主涨工资，恐怕做不到。政府应通过财税再分配，对富人多征税，补贴给穷人。“十二五”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点上，收入分配问题日趋重要，关乎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民生。在收入领域，决策者必须有大的决心和动作，克服利益阻碍，中国奇迹才可持续。
陆磊：2009年，我们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这三个指标应呈现这样的状态：居民收入增长大于GDP增长，GDP增长大于财政收入增长。现在我们看到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钩了，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仍未明确，财政收入增长仍然偏快。从大口径的财政收入来看，2009年土地出让金1.59万亿，2010年增长为2.7万亿，增长了70%，如果是靠信贷或实体经济部门供给的，就意味着大量收入变成税收被收走了。
再看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这和CPI有关，工资增幅和劳动生产率同步的结果就是CPI不动，因为工资增幅减掉劳动生产率后，和CPI是高度弥合的。
我个人认为未来应更多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入手：首先，财政支出结构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角度，转向偏向居民收入的角度；其次，在通胀率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支出来弥合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下降与CPI上升之间的关系，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吃、穿、住相关的价格上涨应成为财政支出设定的目标；最后，财政收入结构应当有所变化，不能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否则会聚集为较高的通胀预期，那么资产价格和CPI的关联度也应成为一个关注点。
诸建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内需。由于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比2010年有所降低，中国出口增速将有所下降，故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也将下降，尽管还存在较大规模顺差，但对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的。尽管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由于通胀压力较大，货币信贷政策将有所收紧，因此投资增速仍将略有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下降；而由于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平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的背后，居民福利的相对提升速度明显滞后，整体经济增长处于低福利状态，这导致居民个人生活信心度有所下降，GDP的增长并没有有效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宏观经济发展成果没有相应体现到居民微观经济利益感受上。
因此我认为，未来经济必将转向有福利的增长模式，主要体现在：第一，劳动报酬比重提升，消费增速超过经济增长；第二，投资以内需为导向，服务于居民居住、交通、医疗等基础保障，促进中西部协调发展；第三，摒弃“顺差第一”的导向，贸易收支逐渐平衡；第四，开启产业新格局，改造淘汰传统落后产业，提升新兴产业比重，增加工业附加值率。（由于时间关系，陆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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