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看中国不是中国模式 是中国演进

　　大红灯笼、龙形的纸灯、写着饺子和面条的牌匾，以及热腾腾刚出锅的拉面。这不是北京春节的庙会，而是天津市政府在1月底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带来的中国小吃。天津是2010年夏季达沃斯的主办方。

　　瑞士冬季达沃斯论坛因其高端和与会者众，一向是各国软硬实力的秀场。中国的饺子和面条，与印度工商联合会从大巴车身广告到宝莱坞电影放映的全方位攻势相比，显得朴素而低调。

　　低调亦体现在中国官方参会级别上。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泰国都由国家元首在此演讲，印度有五名部长参加，美国由财长盖特纳率团出席。而60多名来自中国的参会代表中，部级官员仅有商务部长陈德铭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国的参会者总数尽管达历史最高，仍与印度的100多人、美国的700多人相去甚远。

　　“（达沃斯上）来自中国行业和产业的声音越来越强，而政府声音越来越弱。”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说。

　　尽管官方姿态低调，主办方和参会者对中国却关注空前。与中国有关的论坛共有六场，其中一场以全中文进行，开冬季达沃斯先河。

　　在会场的每个角落，甚至在这个瑞士雪中小镇的街头巷尾，随时可听见人们谈论中国。内容不仅涵括GDP增长、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人民币汇率之类传统热点，也屡屡提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增加、高铁修建、粮价上涨甚至今冬北方的旱情等多元话题。

　　从政界到商界，参会者言谈之中，都看到中国崛起的必然性，感到中国对国际事务更直接的影响，在各自的态度和行动中与之适应。如果说此前中国常在外力的冲击下作出国内政策调整，那么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在他们眼中变成了主动者——世界随中国之变而变，而各国需要根据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言行，制定各自的应对策略。

　　“过去一年中，英国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中国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与其担忧中国实力的逐日增长，不如更关注这些实力如何被使用。”英国文化协会国际伙伴关系主任哈迪（Mike Hardy）对本刊记者说。

　　本届达沃斯热点话题，包括中国崛起、欧元危机、阿拉伯世界动荡和东西方实力消长等。这里的“东”泛指新兴经济体，尤以中印为代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成为发展的引擎，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新兴国家无论是态度，还是互动的方式，都出现明显变化。处处训教的老师架子不见了，取而代之是观察、倾听和务实的行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戴维斯（Howard Davies）认为，中国可以应对通胀挑战，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也很有效。他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容为“奇怪的方式”，因为“融资的影响很有意思：一些地方政府借了债，但是没有钱还，需要中央政府再融资的帮助”。

　　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的体会是，和原来的达沃斯比，今年的参会者明显更有耐心。

　　“他们现在不再用‘威胁’这个词，也没有太不友好的提问。能够冷静下来跟我们谈，听我们解释。”吴志攀说，“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市场规则，我们既有市场规则还有宏观调控。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他们不能完全理解，所以主要问这方面问题。”

　　此消彼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一向以批判西方著称。他于峰会召开当日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面对西方自以为是的教训，“亚洲不应该再礼貌和胆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的言辞更外交化，但同样显示来自亚洲更足的自信和底气：“21世纪的全球化不应再遵从教条主义。要应对诸多挑战，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更开放、务实、灵活和有创造性。在新的现实面前，没有哪国可以独立塑造全球格局。”

　　在有争议的中国话题上，欧美政要表达观点的方式变委婉，而路径也更加诉诸多边。

　　本届达沃斯数场元首演讲中，除了日本首相菅直人，其余均未强调中国。但细听之下，中国议题和对方的诉求隐现。

　　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要注意大宗商品的风险，举稀土为例，暗示中国稀土出口风波。

　　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吸纳人民币进入篮子，称SDR应当反映中国的实力。而人民币加入SDR的先决条件无疑是实现可兑换。英国报纸分析，这是萨科齐换种说法呼吁人民币市场化和鼓励汇率升值。

　　而在达沃斯结束之后，美国财长盖特纳虽未在财政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他随后访问巴西的演讲中说，“其他新兴经济体为了维持低币值，严格管控汇率，导致‘热钱’大量涌入巴西，拖累其经济。”意在团结巴西，共同促进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是欧美国家避免直接对抗，力图将中国议题多边化；另一方面是它们看到中国发展机会，希望能搭上这趟高速列车。这无疑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共同发展的策略应和。

　　有此背景，尽管达沃斯峰会上中国行动不多，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仍然随处可以感受到从海外政要到商界的热情。

　　波兰媒体报道，其外交部副部长计划今年2月或3月访华，事项之一是吸引中国投资者买波兰债券。本刊记者在达沃斯现场询问波兰外长此事，他不予确认，只是连说两遍：“我们很欢迎中国投资者，很欢迎。”

　　类似的表达也来自法国财长。拉加德谈及1月25日首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债券（EFSF）时说：“我不知道中国是否购买了EFSF，但我希望中国是买家之一。我听说中国购买了希腊、葡萄牙的债券，也对西班牙债券表示兴趣，这些都表示中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私人部门的热度更加明显。普华永道对参加本届达沃斯的1200名CEO调查显示，39％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发展引擎，远远超过美国的21％、巴西的19％和印度的18％。

　　中国投资“走出去”的路径清晰可见；增长、转型和压通胀等经济政策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可觅端倪，这些是中国与海外最易达成共识的层面。外国观察者最琢磨不透的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国内问题的发展态势与影响。伴随中国国力日增，这些疑惑往往以忧虑甚至防范的形式体现。尽管与2010年中相比，达沃斯峰会上担忧之声明显减弱，但仍未消散；而中国对和平崛起理念的反复提及，似乎也不足以打消疑虑。

　　英国文化协会的哈迪说：“（世界经济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度过高，一旦中国有问题，大家都会陷入困境。”

　　他担心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否稳定，是否具备可预测性。尤其是国内的问题有多严重，是否在未来会导致局势动荡”。其次是中国如何利用手上的经济牌。拥有规模庞大的美国债券，并加大购买欧洲国家主权债的中国，“如果用其债权和其他经济实力来达成政治目的，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哈迪说。

　　被问及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总裁哈斯（Richard Haass）连连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因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无法做出清晰的解读，需要继续观察中国在西方所关注的领域中如何行动。

　　这种模糊也延伸至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中国发展是真，但背后是否能归纳出一个可以推广应用的模式，则难有定论。戴维斯则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应该称为“中国演进”（China evolution）：“你看中国的宏观管理，其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跟五年、十年以前是完全不同的……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很难确定这个模式的终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