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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是长过程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李增新
2011年02月14日01:40

  ——专访IMF总裁特别助理朱民 中国要抵御重回出口导向的诱惑,注重的是自身在价值链条上位置的攀升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转强,中国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最担忧的是重回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调结构的努力前功尽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助理朱民对本

刊记者说。

  2011年1月28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朱民,在会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此时,朱民任IMF总裁特别助理一职已八个月有余。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IMF,改变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全貌,那么这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中国与IMF的关系:中国从参与全球经济刺激计划的“协同作战”,到支持IMF信贷资源,到代表新兴市场国家成功地要求更高地位和话语权;IMF作为国际机构,从斡旋汇率纠纷,到推动改革、敦促欧洲出让席位和份额。如评论家所说,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决策增强的是IMF合法性,而IMF是中国发挥领导力、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舞台。对于会议的热门话题,即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步骤和进程,朱民强调“重要的是市场的建立”。

  朱民恰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多个公开场合,IMF执行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都表示,除了份额和投票权,提高新兴市场在IMF的作用还有多种途径,其中吸引更多来自亚洲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正是必不可少的一环。2010年5月就任的朱民就是代表之一,他是继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之后,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核心决策者的第二位中国人。

  在采访中,朱民坦言“压力还是很大”。来到IMF后,不仅要发挥他在“老本行”金融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包括领导、参与对全球金融政策的评估;还要参与IMF包括财务、流动性的内部风险管理;而作为领导层,更要代表IMF与联合国、巴塞尔协议等多边组织沟通协调,担当起很多的“外交”职责。

  维基百科对朱民任职于IMF的介绍为:“旨在增进IMF对亚洲的理解及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及金融稳定。”实际上,自就任以来,朱民在美国频繁参加研究机构讨论活动,除了阐述IMF的立场态度,更向美国学者和决策者讲述、解释中国政策取向和效果。这样,他也是让美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海外教育背景、流利的英语与多年经济决策的经验,使朱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受欢迎。在华盛顿,不少美国同行纷纷向本刊记者表达对朱民的钦佩,称他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决策层风貌的人物”之一。

  “IMF有来自中国的高层管理者是一个正确决定,有朱民先生尤其如此。他非常有帮助,我们一起合作非常愉快。”这是斯特劳斯-卡恩在2010年9月底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给出的评价。

  朱民生于1952年,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随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自1990年起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并于1995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

  1996年朱民加入中国银行,至2005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国银行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在朝好的方向走

  财新-《新世纪》:本次达沃斯论坛上,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是欧债危机。你的看法如何?欧元区国家是否能真正实现财政整顿、整合,还是最后要债务重组、甚至欧元解体?

  朱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欧洲的主权债务揭示了,一个发达国家靠债务增长过快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

  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以前发达国家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以上,增长比较慢,失业也比较高,在欧洲是8%到10%。过去看起来问题好像不是很大,但现在看来,过去对两个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第一个因素是人口结构比较高,人口越来越老,未来养老,医疗保险负担越来越重。现在又债务很多,未来去哪里借钱?这是根本性的问题。第二,欧洲的主权危机还交织着一个银行危机,因为虽然是主权债务,但很多债务是银行持有,银行又面临资产质量、资本金不足等问题,而欧洲银行之间还相互持有各种各样的债券。这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银行债务和主权危机的混合,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使得这件事特别复杂和敏感。

  此外是欧元在货币上整合,但在财政上、政治上还没有整合。采取措施的力度和速度都有一定的困难,使得整个危机一波三折。

  但从现在来看,通过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救助方案,欧盟和IMF介入方案,提出了解救问题方案的实施,局势开始稳定。欧洲初步同意下一步要扩大金融救援机制,而且也开始着重解救银行,比如西班牙解救银行,这非常重要。

  这样,整个欧元区风波应该说是朝着趋于缓和的方向发展。但也因为它是如此复杂,仍然是全球金融、经济的风险点。还不能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整个事情是在朝好的方向走。

  财新-《新世纪》:近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复苏开始转强,这是不是趋势的确立,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

  朱民:总体来说,美国今年经济会比较好,原因是美国有强有力的政策,一是货币宽松,二是财政领域的税收政策。宽松财政、宽松货币,我们估计美国经济今年整体会超过3%。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强的经济增长。

  美国增长强劲对全世界经济有好处。因为美国还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政策主要是需求方面的政策,这就会带动全球的需求,有利于新兴经济的出口。

  财新-《新世纪》:那么从全球范围看,前景如何,还有哪些风险和没有解决的长期问题?

  朱民:从全球来看,今年整个经济增长前景是比较好的。去年IMF做出的预测,用GDP来衡量,今年全球增长可能是4.4%,这表明在恢复、在增长。新兴经济体会占主导地位,有6.8%的平均增长速度;发达经济体还是弱一些,2.2%、2.3%左右,但美国比较强劲。

  不过,下行的风险从全球来看还是有的。美国对高失业率还没有找到根本的办法。因为所有的行业工资都比较高,美国要有新的行业,新行业要能够产生附加值,以支付美国工人每小时30美元的工资,这样才能产生就业。美国失业的情况还会持续,这是不稳定的。贸易会继续成为争端的一个起因。

  最怕“回老路”

  财新-《新世纪》:在发达国家复苏基本步入正轨的情况下,如果仍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要防范哪些风险?粮食危机是否会重新爆发?

  朱民:从现在来看,整体食品价格波动很大,特别是大豆、小麦。主要是库存不够,气候不好。去年俄罗斯大火、澳大利亚大水,最近拉美也出现了气候变化。

  这使得在供应方面有波动,今年全球的食品、农产品的价格,大家还是看涨,同时因为经济发展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这方面价格上升的压力确实存在。

  财新-《新世纪》:今年内在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通胀的压力有多大,应从何处入手?

  朱民: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通胀的管理,把在食品价格的上升控制住,不让它蔓延到广义的通货膨胀。

  因为中国食品价格占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比重是34%,印度更高是47%,食品价格波动对CPI的影响很大。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存在供给方面价格的上升,比如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水电价格、土地价格,其中包括污染控制的成本。这样,如果食品价格上升蔓延到供给方的成本,就很难控制住。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控制住是当务之急,是最重要的。

  通货膨胀是中国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平衡通胀和增长。这不仅仅在2011年,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正经历人均收入到5000美元的一个坎,在往上走。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都处于价格逐步上涨的通道。通胀是中国中期和长期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财新-《新世纪》:通胀之外,新的全球增长前景,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朱民:美国经济拉动需求,新兴经济比如中国如果又走上出口模式,我认为这样也蛮可惜。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改变增长方式,比如出口盈余,从在2007年占GDP的7.8%降到了去年的4.2%,这表明战略在起作用。但随着美国需求上来,也可能发生改变。

  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不能出口形势好了以后,又转向出口,又走回去。这确实诱惑很大,因为有了需求你不做,很难。但中国转变增长模式,还是要坚持内需为主的长远发展战略。

  财新-《新世纪》:中国“十二五”规划将结构调整作为重点,还提出“促进口”策略,但我们比较困惑的是,对出口行业已有的产能应如何处置?中国出口企业能不能出口转内销,创立自己的品牌?

  朱民:中国的出口从全世界经验来看,面临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结构变化。中国出口已经逐渐从低技术含量的一般制造产品,转向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含量的重型机器设备出口。日本和韩国其实都经过这样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走向高价值的产品出口以后,才能有高的附加值,才能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过去两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各个国家都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新兴经济体在使用新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大部分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买设备到哪里买?到中国买,因为中国便宜30%-40%,质量也不错。这对中国的重型制造业推动很快,现在这个势头已经形成了,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这个势头,占领中高端产品。

  我们在很多机械行业占有全球领先地位,比如修路的机器,采掘业的机器,高速铁路的机器设备,石化的成套设备,甚至包括新能源的设备,医疗器械的设备,在国际市场上都有了一席之地。

  所以问题不是如何出口转内销,而是怎样把自己上升价值链,增加附加值,把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逐渐从东部移向中西部,移向印度、越南、泰国等,使我们出口的技术和价值增加。第二步,才是逐渐增加国内需要的产品。从大的战略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重要的是市场建立

  财新-《新世纪》:在之前的会场讨论中,你说过人民币加入SDR是大势所趋。大家关心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可兑换会提速?怎样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呢?

  朱民:关于SDR和人民币加入SDR的议论很多,最近发生的比较大的事情是法国总统在公开场合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在双方的共同声明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支持把中国人民币加入SDR。这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国际性和国际化给予肯定,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个很长的过程。这个涉及许多步骤,比如,资本账户现在43项逐项地开放,已经有30多项放开了,还有需要开放的;人民币的可转换,很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的建立。

  归根结底,货币国际化取决于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重要的是市场对这个产品有需求,对这个金融产品有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建设,制度的建设,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人民币现在还是一个不可兑换的货币,怎么样把人民币加入SDR这个篮子,是一个很长的技术讨论过程。比较好的就是在政治上、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予以肯定,剩下的具体要进行技术讨论。

  财新-《新世纪》: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比如周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互换,还有重庆的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些会不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朱民:对。但我把这个事情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另一个是境外使用。比如说贸易结算,现在有人民币的直接投资,有人民币账户,清算等,这是给人民币在一个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国际场合下使用,也表明了人民币的实力和地位。

  但这还不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整个的国际化是这个货币能够在世界普遍地使用。所以,第一是作为流通的手段、兑换;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是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最终还是制度建设、基础建设和市场建设。

(责任编辑:姜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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