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水利设施最后一公里普遍“差钱”

　　本报记者 樊江涛 《 中国青年报 》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九，河北省冀州市官道李镇庞家庄。踏着久盼的瑞雪，村民庞洪增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聊起了当前北方农村的缺水问题。这位村里的老党支部书记把农业用水问题看作自己多年来治村的“第一要务”。他告诉记者，如今的农村，耕地都承包到户了，灌溉用水的使用、分配是困扰农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提起而今的华北粮仓，当地农村种地的“老把式”都会用“十年九旱”来描述。不期而遇的春旱总会使农民们神经紧绷：除了担心“天公不作美”，更为薄弱的农业灌溉提心吊胆。

　　在春灌即将开始之时，记者探访河北这个产粮大省的农业灌溉情况，深切地体会到，久旱的农田急需甘霖，但更需要社会对农业水利设施的关注，尤其是深入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农业水利设施普遍“差钱”

　　“自打去年中秋节后，我们这里就没下过雨，也没下过雪。” 2月11日，庞洪增和记者说这话时，河北省部分地区刚刚下了一场雪，他拨开覆盖在麦地上薄薄积雪下的土层，用食指估算着土地的墒情。“这雪化了也就湿到地皮，还不能刮风——一刮风融雪很快就蒸发了。”

　　显然这场降雪并没能缓解困扰庞家庄的旱情。

　　据统计，从2010年11月中旬至今年2月初，3个月内河北省平均降水不到2毫米，比历史同期少85%，109个县连续90多天滴雨未降，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的一年。在全省已冬灌麦田2600万亩的情况下，仍有587万亩麦田受旱、1100万亩春播白地缺墒。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担任庞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庞洪增告诉记者，80年代以来，村里修灌溉设施的投入都是村里自筹的，“没跟上头要过，上头也没给过”，这笔投入是村里最大的支出。

　　庞洪增列出了最近一二十年村里花在农业灌溉上的钱：1984年，庞家庄打了3处机井，12万元由村办企业、村民和村积累分担；1994村里为井灌铺设防渗管道借了县财政11万元，1996年村里用果园承包费还上了借款；1998年，村里又自筹22万元，打了3处机井；2001年，1984年打的一处机井发生断裂，修井又花了1.6万元……

　　“以前还有村办企业和果园，现在这笔支出主要靠村里卖树的钱。”庞家庄之前共有2000多棵树，如今已卖了快一半，所得18万元全部用在了村里的灌溉设施投入上。

　　“即便这样，村里还拉着5万元的‘饥荒’：欠打井队的修井钱；欠水利局物资处的水泵钱；欠五金店的电缆钱……好在不欠村民的。”庞洪增苦笑着说。

　　由于资金紧张，庞家庄的灌溉设施投入恨不得一分钱都掰开了花，水利设施“超期服役”的现象普遍：随着水位下降，1984年打的机井不够深，请修井队磨宽了下端口径，照样用；1994年铺设的防渗管道还在坚守岗位；吃水浇地两用井淘汰的水泵，浇地机井接着用。

　　记者采访时，庞家庄正在为再打3处机井的36万元自筹费用想办法。即便这样，与紧邻的南尚家庄村相比，庞家庄的村民无疑还算是“幸运”的。

　　2月11日，庞家庄的村民已经开始用机井给自家地里的麦子浇“抗旱水”，而南尚家庄村民却只能苦等渠水的到来了。南尚家庄村村民尚连庆告诉记者，该村仅有的两处机井都不能用。一处早年间打的机井由于水位下降，已抽不出水；新打的一处，井倒是有了，但由于没资金，灌渠等配套设施还迟迟没修。

　　石津灌渠魏桥管理处处长孙建勋则坦陈，相对于水利部门负责的干支渠，协会和各村负责的农村灌溉设施欠账更多。 按照现行的灌溉管理体制，以石津灌渠为例，渠干渠、分干渠由水利部门负责，而支渠、斗渠、农渠甚至毛渠，则由用水户协会和各村分工负责。

　　深州市磨头镇贡家台村党支部书记宋仁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前些年，村里修灌溉设施还能让村民们出“义务工”，如今“义务工”也取消了。

　　许多专家指出，与农业生产关系最密切的“最后一公里”管道(渠道)正是当前农村水利设施最薄弱的环节。直接把水引向田间的斗渠、农渠以及无数的毛渠所需要的资金，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各级财政资金的视野。

　　记者了解到，即便是有限的财政投入关注较多的大型工程也依然“为钱所困”。

　　采访中，有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国家专门有一笔“大型灌渠继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资金”，2008年前的投入模式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各出一半。2008年后国家投入的比例提高到“六成”，地方为“四成”。国家投入的资金每期都能到位，但该地方出的却配不齐，上不了工程。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项目启动近10多年，进展缓慢。

　　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地方配套不到位，但毕竟这些大型工程还能享受到国家的投资计划，还有很多中型灌渠处境更困难。据介绍，光中型灌渠，河北省就有120多处，设计灌溉面积700多万亩耕地。这些灌渠大都位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又基本没投入，投入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因而更加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