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企业必须加速转型升级

　　春节过后，“民工荒”现象再次强烈地撞击我们的视线。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农民工输出地中西部省份与农民工输入地东部省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一则媒体的报道很有典型性：由于用工形势严峻，绍兴市就业局节后一上班就到劳务输出基地重庆、四川联系，希望对方输送劳力，没想到被婉言谢绝。“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重庆涪陵区就业局李副局长表示。据悉，5年前，该区就业局和绍兴市就业局签订协议，成为后者的劳务输出基地，每年约组织3000人前往打工。从2009年开始，本地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到去年底今年初越来越明显，区内企业在今年初约需招工1万人，多为从东部转移来的制造企业，工种与东部沿海地区同质。因此，区就业局转而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

　　这只是农民工争夺战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湖南、广西、湖北、四川、重庆、河南、甘肃等中西部省份与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这种争夺，大有燎原之势。

　　敏感的观察人士指出，中西部地区从鼓励农民工外出打工到普遍想尽各种办法挽留在本地就业，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动向，或许，这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结束与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用一个学术词汇来说，就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以至最终枯竭。这一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而得名。

　　多年来一直处于弱势区位的中西部地区，今时今日为何斗胆与强势的东部在劳动力市场上叫板？

　　说到底，是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聚集了发展的“能量”。

　　一个有力推手是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近年来，针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植政策，从项目建设、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新疆、西藏、甘肃、四川、湖南、湖北、广西、陕西等诸多中西部省区的不同名称的经济区发展战略也上升到国家层面，特别是新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为西部省区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发展的东部地区，渐渐失去在政策优惠、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上国家的政策导向，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企业逐步开始了向中西部的转移，这就进一步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一方面，中西部省份的发展使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大大多了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欧美经济逐渐复苏，扩大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东部省区企业的订单增加了，招工量呈扩大趋势。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今日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进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不能不看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今天新供给的农民工增量每年都在缩减。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劳动力市场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争夺中，东部地区看来要输给中西部地区。因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与沿海地区落差正逐渐缩小，有的地区、行业的差距已基本弥合，劳动力出现回流就在所难免了。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实际上，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又要支出往返交通成本，还要承受远在异乡的精神上的煎熬，外出打工的所得还不如在本乡本土工作的合算。

　　东部省份企业对于农民工的薪酬待遇为什么难以显著提高呢？可以说，根本还在于东部省份相当多的企业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同质化，就不可避免的要在劳动力市场展开大碰撞。农民工待遇低的深层原因在于沿海企业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很多企业的出口产品没有技术含量，附加值极低，企业只能赚到极少的加工费，这就决定了工人只能是低工资低福利。倘若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不改变，那大幅提高农民工工资和待遇只是一句空话。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不同区域的产业呈现梯级发展，东部地区就不会与中西部省份争夺低端劳动力，薪酬水平也就不会与中西部省份处于同一水平。

　　显然，在“刘易斯拐点”现象出现的今天，东部的企业给农民工提高些许的工资，或者时不时打点“温情牌”，都无济于事，更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包括中西部在内的相对高端的劳动力，并给他们更高更好的薪酬待遇，进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