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减少，但随着欧洲走出主权债务危机，其本币汇率将走出谷底，进而将产生抑制出口而增进进口的作用，中国对美欧贸易顺差或将扩大而非缩小；而即使对美欧贸易顺差减少，也绝不意味着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压力会同等幅度减轻。
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外贸数据总是牵动着中国经济走势。作为全球第一出口、第二进口大国，中国外贸又对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在高通胀压力、资产泡沫、隐约的资本流动逆转等不确定因素下，中国外贸在今年1月仍交出了靓丽的答卷：进出口总值2950.1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其中出口1507.3亿美元，同比增长37.7%；进口1442.8亿美元，同比增长51%；贸易顺差64.5亿美元，同比锐减53.5%。
看上述数据，强劲增长的出口，首先，意味着中国产业和外贸的竞争力仍然强劲，世界工厂地位没有动摇。目前中国正经历着成本大幅度上升过程，去年的加薪潮曾让国内外商界不少人惊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由于我国正努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努力在一次分配环节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态势还将持续，国内外有一些人据此看空中国产业和出口前景，唱多印度、越南等国。但中国不应也不可能永远安于依赖廉价要素成本赚取一点可怜利润，中国在人力资源、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是印度和越南等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赶上的，中国沿海成熟产业将更多转向中国内地而不是海外后发国家，中国产业升级又将为中国创造更多、增值率更高的优势产业，今年1月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就是一个预示。
其次，强劲增长的出口还意味着我国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正趋于改善，这增强了他们的进口需求和支付能力。尽管2月春节长假必然促使出口企业赶在节前加班加点，但假如单有这一春节效应而没有贸易伙伴需求的增长，仍不足以造就如此高增长的出口。
其三，中国贸易结构仍在继续改善，突出表现就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高于总体。1月一般贸易进出口1597.5亿美元，增长49.9%，高出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48.9亿美元，增长44.1%，高于出口总额增幅（37.7%）6.4个百分点之多。
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失衡”话题已被热炒数年的背景下，今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同比锐减，更会引起广泛关注。由于我国贸易顺差减少是在出口继续高增长的同时发生的，并不会给宏观经济稳定性带来危险，而是有助于经济的外部平衡。进口高增长首先来自初级产品进口数量持续增长、价格居高不下，但为了保护环境，为了防备未来战争风险而必须保留资源储备，我们不得不限制国内资源开发，这样，为了满足国内迅猛增长的资源需求，就不能不更多地依靠海外资源，以至于连煤炭等昔日的大宗出口商品也在两年前转为净进口。去年进口煤炭多达1.6478亿吨，比上年猛增30.9%，山西等地煤炭资源重组还将进一步减少国内资源供给，放大对进口资源的需求。保障外部资源供给，对于我们来说任重道远，这一点不会已延续将近9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可能终结而改变。
从东南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安哥拉到苏丹，中国通过旺盛的进口需求拉动了世界多国的经济，以至于代表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的舆论称，去年奇迹般的经济复苏本质上是“中国制造”的。1月份贸易顺差锐减，也引起了某些人的担忧——中国会不会因此而对正常的进口实施限制？理论上，中国至少目前尚无此必要。所以，对华出口商只要确实拥有技术、质量、价格和服务优势，就不必过多忧虑中国进口政策可能发生戏剧性逆转。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持续推进工业化，也愿意通过进口让贸易伙伴赢得机会分享繁荣；我们希望其他国家投桃报李，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更公正的待遇。
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出口企业更关心的，可能是贸易差额变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毕竟贸易顺差一直是外界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最有力口实。正是在去年“货币战争”一说风行世界、美国众议院于去年9月末以高票通过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减顺差”说法再度出现，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策是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将瞄准这一方向，目标是把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4%以下，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因如此，国内外普遍将这次中国贸易顺差锐减理解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将明显减轻。
然而，这种看法虽意愿良好，却未必符合现实。因为强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治压力主要来自欧美国家，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减少，并不等于对欧美贸易顺差的减少。即使对欧美贸易顺差减少，也绝不意味着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压力会同等幅度减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年欧美实体经济走势总体上将好于去年，特别是欧洲有望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谷底。若其他条件不变，他们的国内实体经济部门改善意味着进口需求增长。同时，去年欧美实体经济部门走势不佳，本币汇率疲软，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他们的出口而抑制了进口，这一机制在欧洲的表现尤为显著。今年，随着他们走出主权债务危机，实体经济部门运行得到改善，其本币汇率将走出谷底，进而将产生抑制出口而增进进口的作用。因为这两点，若其他条件不变，中国对欧美贸易顺差或将因此扩大而非缩小。中国冷却过热的国内经济，力求实现软着陆，又将在无形之中削减对进口资本设备的过多需求。
我们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转嫁经济调整压力的道德风险不要抱什么幻想，但相信欧美国家中不乏明智之士，希望他们能明确认识到可能要在一时的贸易收支恶化与经济复苏之间选择取舍，能明了一时的贸易收支恶化与经济复苏孰重孰轻。毕竟他们是国际货币发行国，一时的贸易收支恶化不至于引爆如发展中国家曾发生过的那种金融危机。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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