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突尼斯和埃及的故事，能否在其他中东北非国家重演？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特约记者 倪伟峰 | 文
突尼斯和埃及点起的燎原之火，正在北非中东的版图上蔓延。以埃及为中心，以西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东的约旦、叙利亚、伊朗，乃至波斯湾的巴林和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不断传来群众抗议示威的消息。
在也门，2月10日起就有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萨那（Sana’a）、南部城市泰兹（Taiz）和港口城市亚丁（Aden）都有示威活动。也门总统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已执政32年，曾两次承诺要退位，却均以食言告终。今年1月也门修宪，取消了总统的两届任期限制，又为萨利赫继续参加2013年大选扫清障碍。
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Benghazi）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抗议活动。2月15日晚开始，当局开始使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抗议者。据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消息，至少已有12人因为组织2月17日的示威活动而被捕。该国领导人卡扎菲从1969年掌权起，至今已有42个年头，其继任也已“钦定”为他的三个儿子之一。
叙利亚的抗议者和政府间也已经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巴林，抗议群众从2月16日起在首都麦纳麦市中心的珍珠广场扎营。据“人权观察”的消息，2月17日凌晨，数百名秘密警察突袭抗议者营，至少造成五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在伊朗，2月14日的抗议中，警方开枪打死了26岁德黑兰艺术大学学生扎勒（Sanee Zhaleh）和22岁的伊斯兰阿萨德大学学生默开泰里（Mohammad Mokhtari）。伊朗总统内贾德2月16日发表讲话称，抗议活动“注定要失败”。
坚持就是胜利？
突尼斯和埃及的故事，能否在其他中东北非国家重演？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北非研究项目主任克莱尔•斯宾塞（Clair Spencer）对本刊记者指出，这些国家抗议的组织形式与突尼斯、埃及有所不同，结果也很可能不同。
突尼斯和埃及的相同之处在于，起义的导火索都是对政府高压统治的不满——在突尼斯的例子里是一位失业青年的自焚，但此后，境况较好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随着局势发展，军方介入，取代警方维护治安，在不对抗议者使用伤害性武器的情况下监控局势的发展。而抗议者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就是领导人下台。
但比如在利比亚，抗议者还没有直接针对领导人卡扎菲（其正式头衔是“最高指导”，但为实质上的国家元首），更多指向的是“政府”。这些国家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运动。虽然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但这些国家的政权正在采取强力手段镇压，因此未来发展方向还很难判断。
“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会比较像两年前的伊朗。”斯宾塞说。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后，对选举结果不满的群众也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但结果是受到了伊朗政府的镇压。据伊朗政府官方数字，就有4000多人因参加抗议被监禁。而不同的统计显示，至少有一两百人在抗议中丧生。
“但也有可能，人们从突尼斯和埃及学到了一些经验，就是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成功。”斯宾塞说，“所以这更多是一场抗议者和政府之间的‘广度’之战，而不是‘强度’之战。”
中东北非局势的发展，势必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中东有重要战略部署的美国，引起极大关注。以也门为例，据卡耐基基金会中东项目研究员布塞克（Christopher Boucek）分析，虽然该国抗议活动的影响力相对埃及和突尼斯还较小，但考虑到该国政治、经济本来就危机重重——南部的分裂运动、北部的造反势力、大规模的贫困、长期的失业问题，而且，也门也是阿拉伯半岛上基地组织最活跃的结点。一旦也门陷入混乱，美国等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反恐行动将受威胁。
巴林作为美国第五舰队的驻扎地，该国局势亦备受美国关注。巴林人口中有70％是什叶派，但王室却是逊尼派。斯宾塞认为，美国会担心，如果什叶派民众得了上风，可能会与东部同样以什叶派为主导的伊朗有所联合。
另一方面，一些中东国家可能更能抵御群众抗议的压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乌里晨（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政治学教授、中心联合主任海尔德（David Held）和研究员布拉西米（Alia Brahimi）分析指出，那些财政和货币收入更高的中东威权国家，更有能力消解群众的不满。
比如，在产油大国科威特，为了庆祝科威特建国50周年、“赶走伊拉克入侵者”20周年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就任5周年，萨巴赫1月17日宣布，向所有国民每人发放1000第纳尔（相当于3500美元）的现金“红包”，并且未来14个月内人人享受米、面、油等免费口粮。类似，作为产油国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更可能凭借雄厚的财政实力解决物价上升的压力。人口仅600万的利比亚拥有非洲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备，2010年人均GDP达1.38万美元。
经济病根
回首中东北非风暴的起点，是一位失业的突尼斯青年自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正是这些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
人口年轻化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特点。埃及人口中有60％在30岁以下，但在2007年，青年劳动人口中（15岁至29岁）失业率为21.7％；在突尼斯，2005年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高达27.3％。
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青年失业率都达到两位数，而且“很大一部分失业人群都是受过教育，因为缺乏机会而深感不公的年轻人”，长期关注中东及北非青年问题的公益组织“青年因素”联合创办人默顿（Matthew Morton）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举例，在约旦，失业率最高的人群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这说明，该地区教育质量和提供年轻人发展技能的机会并不多。
“对于这群人，一旦有了导火索，他们马上就能成熟地行动了。”默顿说，“该地区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年轻人是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政策应该鼓励社会成员的创新和投资。”
在埃及，还有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4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为什么穆巴拉克执政这30年未能使埃及脱离贫困？
“这是一个分配的问题，社会下层从经济中能得到的太少了。”斯宾塞说，“但正是中产阶级开始了这场革命，因为他们也感觉自己无法受益于经济，除非要通过腐败关系。”
斯宾塞说，中东的大部分国家都形成了这么一种经济格局，就是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公共部门，而大型国有企业又是政权的支撑，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仍然需要依赖于公共部门。
在埃及，军方仍然掌控重要的经济资源，包括该国一些大型企业。斯宾塞认为，这也是未来几个月影响埃及走向的一个关键——军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对经济资源的掌控，接受一个自主性的民营经济并行。
半个多月的抗议换来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但埃及人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占该国GDP5％的旅游业遭重创，未来一段时间内外国投资者可能也会对投资埃及持观望态度。埃及政府已经宣布要上调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这几乎要花掉GDP的0.5％，此外设立的一个用于补偿抗议过程中遭抢劫和破坏的基金，也相当于GDP的0.3％到0.4％。埃及2010-2011年度的财政赤字已经是GDP的7.6％。
“我想只要最终改变的方向是对的，投资还是会来的。”斯宾塞认为有乐观的理由。“这可能也会成为军方考虑的一个因素，只有尽快促成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才能吸引人们重回埃及旅游和投资。”
“法老”之后
在被媒体称为“最后的法老”的穆巴拉克离去后，埃及向何处去？还没有人能完全看得清楚。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欧盟外交、安全与邻邦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爱默生（Michael Emerson）分析，埃及的未来有四种可能性。
最乐观的情形，就是9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符合自由、公平的标准，埃及顺利过渡到“标准”的民主国家；第二种情况是，军方掌权，可能是作为幕后的温和派，也可能直接变为军管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掌权，更可能是类似于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AKP）那样，与其他世俗政党结盟；最糟的结果，就是产生一个“失能”的民主，各方力量冲突不断。
“成功的民主有赖于一个标准的机制性机构，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同时也要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社会——而不是通过几次新鲜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就从天而降。”爱默生提醒道。
纵观世界，似乎土耳其成为埃及下一步最可能参照的模式——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引入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党制民主，由一个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领导。
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土耳其问题专家哈库拉（Fadi Hakura）认为，土耳其对埃及的借鉴意义有限。
从军方改革的角度看，土耳其军方自1949年以来接纳了欧洲的制度和传统，虽然发生过四次军队政变，但该国以文官体系进行日常管理的体制已经确定；而埃及军方仍然与政界界限模糊，政治领导人往往有军方背景，埃及军方也未能像土耳其军方那样对经济进行工业化。
从伊斯兰和经济的角度看，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军队和选举的压力下，几十年来已经较为接受经济全球化，也欢迎外国投资者。
相比之下，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更怀疑经济全球化。
此外，土耳其的伊斯兰势力有机会在全国掌权之前，已经通过在地方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中任职获取了充足的管理经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目前，穆斯林兄弟会被视为是埃及抗议力量中最有组织的一支。但即便是穆斯林兄弟会，目前看来也还很难登上政治舞台。
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IAI）的地中海和中东项目副研究员、罗马大学东方研究系埃及现代史讲师皮奥皮（Daniela Pioppi）回顾穆斯林兄弟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认为，穆斯林兄弟会自上世纪60年代纳赛尔当政期间受到镇压后，其影响力和组织力就没有回到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目前的穆斯林兄弟会，从事的更多不是政治活动，而是通过会员个人的身份，从事一些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性服务，组织非常松散。他们面向的群体也多是中上阶层，而非最弱势的社会底层。早在2月7日，穆斯林兄弟会也早就声明，不想争权争职位，不会提名总统参选人。
斯宾塞认为，目前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抗议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年轻一代，其中既有伊斯兰主义者，也有世俗化的力量。“他们产生了一种更加混合多元的力量，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缔造出自己的政党和纲领。”她认为，一旦修宪后放开党禁，这些过去无法培育的政党就有了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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