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正让我们重回配给年代

　　2月16日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房地产调控“十五条”细则，让人们回想起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只不过30年前凭票购买的是粮食，而现在是房子。

　　更有意思的是，配给的方法也和30年前如出一辙，如果把“房票（购房资格）”比作粮票，就像当年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分一样，北京房地产调控“十五条”中也出现了全国房票和北京房票——非北京户籍的在京未购房家庭，可以凭在京5年纳税证明购房一套，北京户籍家庭可购房两套。

　　类似的配给制在一个多月前也出现过。去年12月23日，北京市出台车辆限购办法，以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在京外地人摇号购车同样要出具5年纳税证明。

　　首都的政策往往会让地方政府争相效仿。据媒体统计和预测，目前全国共有36个城市执行房地产限购令，而按照新一轮调控政策要求，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还要翻一番。此外，各地对于车辆的限购和外地车辆限行政策，也在逐步实施。

　　户籍政策带来的歧视和不便，一直就被广为诟病，而去年年底各地开始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和交通治理措施，更是把户籍限制当成首要的政策工具。也许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会庆幸“户籍”这项僵而不死的制度还好没被取消，否则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问题，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治理才好。

　　这是一个矛盾的执政逻辑。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人口流动，人们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输入型城市势必会出现房价上涨、交通拥堵、教育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但如果处理这类问题的办法，首先是限制人口流动的话，那何不当初就坚持“画地为牢”的人口管制政策呢。

　　大城市的房价高企、车辆拥堵问题，本质上都是由于城市对资本和人口的吸引力所致。人们愿意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不正是因为农村的吸引力不如城市、小城市的吸引力不如大城市吗？

　　人作为一种理性的经济个体，凡事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做选择，这种选择汇集在一起并发生作用时，就成了“市场”的选择。人们因为城市的吸引力而选择来到城市，但这种选择给城市带来的各种压力又让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在此情况下，人们又会选择离开城市，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的声音不就是这种局面的体现吗？

　　北京这种以户籍为限制条件的调控政策，会让城市的外来人口减少、让房价得以控制、缓解城市交通状况，但这同时也是在北京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城墙，这道城墙看似保护了城市的优越性，其实却会扼杀城市的活力。

　　道理很简单，活力来源于竞争，在有“可替代者”的局面下，人们会更加勤奋、更愿承担风险、追求创新，这同时也会给城市带来更高的竞争力。而如果一个城市缺乏人才流动和竞争，它的活力又能保持多久呢？

　　我们愿意相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抱以“善”的初衷、追求“好”的结果。但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规律，不能尊重市场选择，政策的最终结果往往和预想目标相去甚远。

　　就拿此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来说，调控力度一次比一次大，几乎每次出台新政都被冠以“史上最严厉调控”之称，但房价却也越长越高。而每次房价上涨，舆论都是把矛头指向开发商和炒房者，对推高房价背后的贫富悬殊和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等问题，思考甚少。

　　此次北京房地产调控“十五条”的力度同样被称作“史上最严厉”，几乎是让房地产“休市”，用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的话说“住房的投资需求这个概念在北京将会成为历史”。这样的政策能否让房价下降不敢说，但对房屋成交量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不过，房价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总有些钱把房子当成投资首选。借用一句当下流行的仓央嘉措诗歌体造句，“让买房，或不让买房，钱总在那儿，只多不少”。钱如果只多不少（相信这也是所有人的希望），不让在北京买房子了，可能会去外地买，外地也不让买房了，这些钱会去干别的。

　　所以，好不容易了解了这些钱和房价的作用关系，好不容易北京的房价进入日渐趋稳的状态，这时候出台严厉新政把“钱”赶到别的不知所谓的地方，也许又会带来不可预见的新麻烦。

　　我们始终相信，基于公平的竞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佳手段、基于自由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工具。如果习惯以“配给”作为调控手段、以“价格管制”作为经济目标，那么再美好的“善意”都会扼杀经济活力，并最终给人们带来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