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大城市的死与生

　　一个异乡人

　　1922年夏天，一位短头发的浓眉青年从北京前门车站走出。他刚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手里仍然提着一卷行李，行李中有一本《圣经》，还有一卷《史记》。

　　他有些不知所措，此前他从未到过北京，甚至连北方通行的官话也说不准。他一开口，就会讲出带有浓重的湘西口音的官话，里面洋溢着湘西特有的水气、水气带来的灵性和同少数民族与士兵相处久之后所有的彪悍之气。这种口音将会伴随着他一生。一直到他很老，仍然有人抱怨听不明白他夹杂着湘西口音的普通话。

　　他满脸倦容，本来清秀的脸因为长途跋涉而困顿。他已经在路上奔波了整整19天。出发地是湖南，除了随身携带的行李、一本《圣经》的早期译本、一本中国的伟大史学著作《史记》之外，身上携带的只有27块钱和一肚子的勇气。这种勇气的产生还是出于对大学和大城市的无知——他认为自己能够轻易地在北京找到一所大学，进去读书，学到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考虑到他本人的学历水平——小学都没有能够毕业，也只有勇气和无知共同对一个年轻人发生的迷幻作用，才能够促使一位湖南军队的下级军官放弃军中职务，放下一切，来到一个陌生的充满未知机遇，以及与机遇同等风险的城市。他要先从湖南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郑州，然后从郑州转到徐州，再从徐州转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到北京前门车站，来到这个陌生而未知的城市。

　　他有些迷惑了，于是呆呆站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中。这时候一位在旁边站立已久的车夫走上来跟他搭讪。车夫身材高大，拉的是排车，可以装运货物，他应当是在这车站等着为旅客搬运行李。这车夫看到这个年轻人一脸茫然的呆立着，立刻猜出这必定又是一位刚到北京来，希望在这片陌生的世界中觅出一条与家乡生活完全两样的道路的年轻人。他必定来自乡下，必定兴奋而迷惘。车夫用各地通行的拉客方式对这个年轻人说话，竟然不费力气就说服了他，让他乘坐自己本用来拉货的车。

　　“（车夫）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十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排车在北京西河沿边的一家小客店旁停下。既然举目无亲，那只能在这里住宿了。青年跳下车，急切地呼吸了几下城市的空气，内心定然有些惶恐，毕竟他涉足了一个完全超出他过去生活经验的领地。怎能确定这旅店的价格是否公道？又怎么知道下一步该从何着手？但是，却也无别的办法。像所有初到一个城市的旅人一样，也只能如此，暂且住下，再慢慢来了解这城市。

　　在旅店的住宿登记薄上，他写道：“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就这样来到了北京。之后发生的故事是，他住在前门外湘西人为到北京来的老乡开办的酉西会馆中——会馆原本是为同乡进京赶考的举子们提供住宿的地方，到沈从文住下时，那里住的一半是湘西在京的低级公务员。他去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学生，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了零分，连两元钱的报名费也退还给了这位前来考试满腹理想主义的学生。他倒是曾经考上了另一个名叫中法大学的学校，可是却交不起学费。

　　他凭借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培养起的一点理想也被人嘲弄。黄境铭是沈从文的一名老乡，一个大学毕业生，却失业在北京。他问这个曾经的军官——沈从文，为何要辞掉军中职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沈从文对黄境铭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想读点书。”黄境铭的回答是：“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样读书？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1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挣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还有一个来自我们可能熟悉的人的嘲弄。郁达夫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他对这个青年极尽讽刺之能，“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男看护，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或者是参加军阀的军队，混个军饷；或者去做贼，做贼，偷到了也就偷到了，偷不到，被抓到，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的司令，以军法从事，把你枭首示众的时候，那么你的无勇气的自杀，总算是他来代你执行了，也是你一件快心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活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好在情况并没有这么糟糕。1925年5月，林宰平教授因为读到并且激赏沈从文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作品，而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学与学生》，称赞沈从文颇有天分，“天才青年……曲折深刻的传写出来……实在能够感动人”。随后，林宰平多次请牢骚满腹的沈从文到自己家里来，给他许多的指点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帮助是林宰平把沈从文的困境对梁启超讲了。梁启超把沈从文引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也就是沈从文阔绰的湘西同乡熊希龄，而当时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园又正巧缺少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于是，沈从文就借着素不相识的梁启超的面子，到香山去了。

　　沈从文的作家生涯正是从此开始。他在香山得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在孙伏园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新月月刊》、叶绍钧负责的《小说月报》、胡愈之和金仲华编辑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结识了丁玲和胡也频。一年之后他在 《现代评论》得到一份工作，搬到了西城的一个简陋公寓，他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窄而霉斋”。

　　城市中的失败者

　　他是我们今天习惯称之为怪客和失败者的那种人。“我那时的性情是要谈话时就一整夜的谈话，想玩时就放下一切去玩，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不管路道远近，要去即刻跑去，听人说某种书好，无法把书买来时，就从西城跑到东城，傍着书摊，装作买书样子，同那卖书人弄熟，坐在小凳子上看那本书，把书看完时再回公寓。生活不管如何毫无希望，不管如何困难，利用了北京公寓记账的习惯方便，我们却仍然那么硬朗结实拖延下去。”

　　一直到34岁，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却仍然满腹怨气，认为自己遭遇了某种不公正，或者被这个世界排挤。在他那年出版的一本作品集的序言里，他写道：“先生，关于写作我还想另外说几句话。我和你虽然共同住在一个都市里，有时居然还有机会在同一节火车上旅行，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我真话，你我原是两路人。提到这一点你不用误会，不必难受，我并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不妨想象为人比我高超一等，好书读得比较多，人生知识比较丰富，道德品行比较齐全，——总而言之一切请便。只是我们应当分开。”他直言不讳地对他所认为的那些城里人——也可能是买他小说的读者说：“我存心要放弃你们。”

　　北京有没有后悔自己曾经庇护过这个满腹牢骚的异乡人？沈从文曾经离开北京，和丁玲、胡也频一起到上海办文学杂志。在他不如意时，徐志摩写信给沈从文，劝他回北京：“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北京，正像今日的北京一样，作为中国最大也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吸引着无数像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人，一无所有地从这个庞大国家的各个角落，来到这个多元而复杂的城市。他们中绝不缺乏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画家和诗人，也有一些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试图改变中国的人——可能当时这些人并没有展露出自己的过人之处。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像沈从文刚来时那样落魄，他们随身携带着名流的推荐和家乡的财富，或者他们本身就已经颇有名声，只是希望借助北京——这个声望与力量的扩音器，来让整个中国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改变整个国家，个别雄心勃勃的人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比如两个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和沈从文一样落寞，一样心怀不满，但是日后却比沈从文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影响更为巨大的是一个同样来自湖南的年轻人毛泽东。

　　大城市就像一个对所有投奔她的孩子们不加排斥的继母。她抚养他们，慷慨地给所有人机会，也默默接受了他们的回报：伟大的小说、写进美术史的画作、暴富之后的传奇和改变了国家的革命与变法。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如此，不信，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部城市的历史，其中有多少让人过目难忘的故事、混杂其间的或清晰或暧昧的身影。巴黎如此、伦敦如此、纽约如此、北京和上海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小国家的大城市也是同样如此，我们是多么感激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接纳了22岁的来自“马孔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呀！它提供给他一份记者的工作，让他在自己寒冷的公寓里写小说，让他不断编织关于马孔多和自己外祖母的故事，也让他成为迄今仍然在世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

　　我们要消灭这些故事吗？我们希望进入一个没有故事，没有传奇的年代，只有枯燥地继承来的成功，只希望看到在金钱上诞生的金钱，而把所有的怪客与失败者们统统扫地出门，留下一个一尘不染，浑身上下每个角落都散发着金钱消毒水味道的乏味城市吗？

　　怪客促进繁荣？

　　城市中的怪客与失败者，也就是城市的多元化与鱼龙混杂在文化意义上是好的，那些吃不起饭的穷光蛋们可能是下一个伟大的作家、摄影师或者画家。巴黎、纽约和北京都曾经最好地证明过这一点。那些后来这些城市引以为傲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开始时都是作为一文不名的来客进入这些城市的。美国的整整一代作家和艺术家（海明威的一代）都是流放的一代，他们将巴黎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因为纽约的高楼大厦实在是太过乏味了。美国文化崛起在巴黎的包容之上。美国文明习惯在午后躺在巴黎咖啡馆的窗外午睡一会儿——这是马尔科姆·考利在 《流放者归来》中的玩笑。

　　可是怪客们和城市的繁荣有必然的联系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拜物的年代，如果万不得已，我们何不把那些未来的大师和今日的失败者们让给那些不嫌他们烦的地方？

　　1998年，正在做人口和高科技产业地理分布及驱动力研究的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碰到了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加里·盖茨。后者也在做一项分布研究，不过是同性恋人群的人口统计学分布研究。“我们见面没多久就发现，盖茨的同性恋人群分布图和我所发现的高科技产业区的分布图几乎完全吻合。”佛罗里达教授说。

　　后来在他出版的著作 《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中，佛罗里达教授解释了这种巧合。“在一定程度上，同性恋人群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多样性的 ‘最后一块领域’，既然能够接纳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聚居区对其他各类人群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对同性恋人群的开放程度就成为衡量人力资本低准入门槛的良好指标；而人力资本的低准入对于激励创意和高科技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将同性恋者称为 “创意时代的金丝雀”——正像在工业时代煤矿中的金丝雀是衡量矿下是否安全的标志一样，同性恋人群成为创意时代某个地区对创意人群是否具备吸引力的标志。

　　佛罗里达教授将这种同性恋指数作为衡量多样性的标准，纳入了他制定的衡量地区创意能力的“创意指数”中。“创意指数”由下面四个同等权重的因素构成：创意阶层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以人均专利数来衡量的创新；高科技产业；以同性恋指数来衡量的反映某地区对不同人群和观念开放程度的多样性。显然这四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正如他已经揭示的那样，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和高科技产业的分布惊人吻合。而且还不仅如此，技术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音乐发展的圣地：西雅图不仅仅是微软和亚马逊的总部，还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涅盘和珍珠酱等乐队的大本营；奥斯汀除了是戴尔公司的诞生地和总部外，还是威利·尼尔森和第六街区音乐的故乡；高科技公司聚集地旧金山湾区曾经也是感恩而死和杰斐逊飞机等乐队的活动地。“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反映了这个地方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人群和新的创意”，有时候这些新的人群是摇滚乐队，有时候是同性恋者，有时候是诗人，有时候就是那些创业英雄。

　　无论是作家、摇滚歌手、设计师还是各个地区都想吸引的高科技创业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属于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在这位作家和教授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叫创意阶层的人群。“过去的20年中，一种新型社会阶层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新阶层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社会，而这种改变也会持续下去”。在2002年时，美国有大约3800万人口，全部就业人口的30％属于这一新阶层。“新技术、新产业、新财富和所有其他正面的经济成果均来源于创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创意经济时代，正如人类曾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样，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向创意时代的转变。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像另外一通哗众取宠的陈词滥调，但是佛罗里达教授却以严肃地态度讨论了这个看上去有些虚无的话题，并且认真地将 “创意人群”作为一个阶层提出来，研究这个阶层和我们即将进入的创意经济时代在工作、生活和社区上的变化。

　　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显著特点就是其成员从事着旨在‘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信奉的价值观是个性化——“他们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智慧，抵制传统的集体性规范”；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重视精英人物具备的实力……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希望凭借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获取成功”；多样性于包容性——“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或外貌划分等级”。

　　在工作上，创意阶层往往对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的要求重于对薪酬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薪酬不重要。德鲁克1999年时发表的观点仍然适用：“对于这些产业所倚重的 ‘知识工作者’，进行经济上的收买将不会奏效……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尽量在金钱上满足知识工作者的需求，但当此举行不通时，那就需要满足他们的价值观，并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与影响力。”佛罗里达教授说，对于创意阶层，尽管他们需要足够的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他们感到收入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即使他们的收入足够付清所有账单，他们也开心不起来”。同样，令创意阶层不开心的还有 “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以及一成不变的标准着装”。他们欣赏的是装扮随意的“无领办公”，尽管创意阶层的工作时间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但是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固定上班时间。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有选择性，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不再把工作作为选择生活在某个地方生活的第一理由，创意阶层开始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有了新的要求，比如演出是否足够丰富、人们对不同人的包容度如何等等。这也正是为什么佛罗里达教授会发现，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地图和高科技产业的分布地图，甚至摇滚乐队的分布地图会有重合之处。

　　这就对那些希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的城市提出了要求。大部分的城市规划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大部分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也是如此。他们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公司入驻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佛罗里达教授则争辩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公司在跟随着人力资本的移动而迁徙。公司需要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力资本聚集地，那些创业公司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旧金山的硅谷在多年前没有接受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特殊的年轻人，那么也就不会变成今天的模样”。因此，要想发展创意经济，最好的方法并不一定是修建大而无当的公共工程或者为吸引公司入驻而大规模减税，而是通过营造城市的丰富性、发展城市除工作场所和家之外的第三空间等方法，来吸引创意阶层，“创意是目前全球竞争的关键，比商品、服务或资本的流动都更为重要”。

　　城市之死？

　　“其总体框架构思绝妙，但是，一座城市仅靠政府就能生存吗？”

　　刘易斯·芒福德在游览完华盛顿城之后如此问道。在刘易斯·芒福德生活的年代，华盛顿城还是美国的一座新兴城市，它由政府聘请一位法国的年轻城市规划师设计。它是彻头彻尾的一座新城，几乎可以按照人类关于城市的理念从一片空白开始建构。但是刘易斯·芒福德显然并不满意，因为它把 “人文关怀和邻里需要”弃之不顾。

　　没有比纽约城之子刘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称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更真心实意的城市赞美者了。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中，他说：“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会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会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所以，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意义。”

　　城市需要的是“种种关系”，唯有人类社会各种光谱的聚合，才能让城市生长和繁荣。但是城市并非不会死亡。芭芭拉·塔奇曼，因为写作《八月炮火》和《史迪威在美国与中国的故事》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座大都市都会在其势力和经济繁荣达到鼎盛的时期，开始出现法规和秩序的轰然倒塌——“这倒真是历史上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难题”，刘易斯·芒福德补充道。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描述过一个正在衰老的城市。那是他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匹兹堡一度异常繁荣：“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匹兹堡是一座综合性的高科技工业城，是那个年代的硅谷。匹兹堡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们缔造了美国的钢铁工业、铝工业和现代电力工业。梅隆家族是早期的风险资本家，像许多科技型高成长公司投入资金和管理支持。”

　　佛罗里达教授引用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研究说，“国家和地区的衰落是组织性和文化性动脉硬化的产物，是“制度性硬化症”，“在一个时代中成长和繁荣的地区会很难甚至不可能接纳新的组织和文化形式，无论这些新形式有多大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创意和增长会转移到其他地区，因为这些地方能够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去适应和利用这种转变。”

　　包括汽车城底特律和19世纪末的 “硅谷”匹兹堡的衰落正是因为如此。成熟的文化已经僵硬固化，不但难以从自身衍生出多样性，而且也难以吸引到多样性的到来。它们开始缺乏包容性，怪客和失败者们意识到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城市，与怪客和失败者们疏远的同时，创意与繁荣也被疏远。佛罗里达开玩笑说，自己发现了一个便捷的方式来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有未来或者可能赢得繁荣，“如果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告诉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着装，带我到休闲的时尚咖啡厅或餐馆就餐，并鼓励我公开探讨关于多样性和同性恋的话题，那么我可以肯定，这个城市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并在新兴时代实现繁荣。若相反，如果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告诉我要 ‘穿套装打领带’，带我到私人俱乐部就餐，并告诫我‘不要谈论关于波希米亚人和同性恋的话题’，那么我有理由肯定，这个城市将举步维艰。”

　　这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无论是对于北京还是上海——这两个中国包容性最高的城市的领导都是一种苛求。但是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一座城市不能仅靠政府生存，北京和上海的非政府部分异常多样与繁华。这两座城市是中国非主流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说来复杂，而且容易引起争论。外乡人成为某个城市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或者是科技企业家和商人，在这两个城市过去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中快速上演过多次；与此同时更多抱有幻想的外乡人还在不断涌入这两个城市。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甚至成功，无论是因理想之名，还是因功利之名。

　　当大城市开始排斥外乡人或者拒绝多元化和降低自己的包容性时，就是这个城市开始衰老和死亡之时。这在当代历史上最为明显。无论是佛罗里达教授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自己在书本上或现实中目睹的历史，都在证明这一点。那些单调乏味的城市，往往驱使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意精神的年轻人远走。无数个故事都在讲述同样的主题，无论是电影、小说还是口头流传的成功故事——成功说起来乏味和面目可憎，可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城市有众多弊病，有很多可能始终无法得到医治，不管是交通拥堵、城市贫穷还是街头犯罪，但是只要城市仍然拥有包容性，仍然对怪客和失败者们有吸引力，那么城市就仍然会生机勃勃地活着，大口呼吸，创造文化和经济上的繁荣。而那些限制和排斥这种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城市，显然，并未认识清楚城市死与生的逻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目前的这种繁荣，却不知道从多元化与包容性彻底消失的那一刻起，整个城市就开始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