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这两个词汇与“用工荒”现象联系在一起，是目前媒体及学界解读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惯用切入点。从学术分析及决策应对方面来讲，这个切入点无可厚非，但中国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接近结束，目前恐怕不能急着下定论。
“用工荒”的自愿性失业特征，给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长期粗放型发展方式提出严重挑战，转型及调整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那么“用工荒”是否成为转型契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用工荒”现象中出现的众多现象与争议？解决“用工荒”的出路又在哪里？今天的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将就此展开讨论。
本期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魏晓东，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刘志彪，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胡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步德迎，谢谢各位的参与。
■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 ■主持人：岳振
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一些用工量较大的地区都在闹“用工荒”，其实已经连续几年出现了这种情况，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来临了，各位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这种说法持何态度？
魏晓东：我的观点是，我国经济发展仅仅是在接近“刘易斯拐点”，远没有达到此拐点。近几年的“用工荒”虽然越来越严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春节后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刘易斯拐点”在未来５—１０年内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胡迟：的确，现在还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来临。因为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大量失业人员都需要就业安置，据统计，中国每年就业岗位的缺口有一千多万，劳动力供大于求依然是主要矛盾，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在现阶段仍然没有改变。未来若干年内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刘志彪：持续的“用工荒”现象已成事实，已经不能用“一些用工量较大的地区在闹‘用工荒’”的字眼来描述了。根据我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供需、收入变动等数据，我判断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了。其中，计划生育政策催化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人口结构的提前老龄化是决定“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而“用工荒”和工资收入的不断飙升，则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直接证据。有人用“外出打工与就地打工和务农综合性比较收益差距缩小，转而选择就地就近打工或在家乡务农”，或者用“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打工的心理诉求全面，要求高”等个体原因或微观原因来解析中国全面出现的“用工荒”，并据此反对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不能令人信服。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从现在的情况看，即使不出现“用工荒”，人们的权利意识与市场意识都在逐步觉醒，因此，靠低廉劳动成本支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对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来讲，意味着什么？
步德迎：这个问题需要两方面看，一方面是相当多的企业把工人工资压得很低，导致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另一方面是目前的工人队伍整体科技素质不高，难以从事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导致工资上升的空间较小。“人口红利”曾经为我国保持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人口红利”也使经济增长长期陷入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而忽视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忽视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从长远看，劳动力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加强专业技术教育，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胡迟：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开始与之争夺劳动力，意味着两个地区产业结构有同质化的趋向，说明东部沿海省份产业升级不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动作迟缓，“用工荒”问题的凸显，倒逼沿海省份摆脱以往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中西部地区在引进产业时也应当具备长远眼光，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高起点、高要求谋划经济发展布局，避免走东部地区发展的老路。
刘志彪：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历程，其特征是以低级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这种发展方式只能是阶段性的选择而不能是持续的。以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国际竞争中的差别化定位，相反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过去我们在内需不振、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国内过剩的产能通过廉价商品，出口消化到了欧美国家的市场。它的后果是：既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又不领情，还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均衡和正常运转体系。所以中国现在必须扬弃以低级要素发展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方式，转而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依靠内需培养中国的世界品牌，依靠内需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
解决“用工荒”需首先解决农民工“权利荒”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学家樊纲先生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造成了“用工荒”，直接导致了低端熟练工的价格上涨，应想办法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用各种办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化率与农民工就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作何解读？
刘志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工业化道路，尤其是我们江苏的苏南模式，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它在富裕农村、农民的同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的发展格局，但这并不是我国现在出现“用工荒”的根本的、内在的原因。
步德迎：让农民工市民化已成社会共识，但农民工市民化后，农民工的流动性将显著降低，当沿海城市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时，原有农民工难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将出现大量失业问题，这比“用工荒”问题严重得多。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上，不能把农民工由绑在土地上变成绑在某个城市里，要让他们既能享受市民的各种待遇，又能在各城市之间以及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产业的转移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胡迟：要破解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荒”问题，就必须让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加快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问题，下决心破除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壁垒，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彻底转化为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
刘志彪：应该看到，中国不可能走把所有的农民都迁移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西方现在的比率，即７５％以上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率还要比目前扩大３０％以上，现有的城市规模也要相应地扩大。中国想要靠大规模城市化尤其是再造大城市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会受到国土面积、可耕地面积以及人口规模的强大制约。更现实地说，中国城市现在的高房价，也不是农民工的收入可以支持的。因此通过提高城市化率来解决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办法，是有严厉的经济限制的。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应该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才有可能让他们留下来？
魏晓东：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同时很有意思。说简单，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应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劳资合同关系。说复杂，是因为现实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报告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
步德迎：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各种资源的利用比较充分，土地、劳动力、资金、厂房、能源等成本与中西部比都在快速上升，原来那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价值的产品生产，必须向内地转移才能保持市场的竞争力，客观上要求沿海地区产业要升级换代。这个过程，一是靠企业家主动转移，二是靠市场的力量强制将不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淘汰掉。主动转移型的升级换代不会导致沿海地区的“用工荒”，但由于技术工人缺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面临诸多困难。现实中，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的力量强制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在与沿海地区争夺资源和劳动力，这是造成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加快产业和产品升级，大幅提高沿海地区企业的附加价值，沿海地区就无法提供足够高的工资长期留住内地的农民工。
胡迟：从根本上看，要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给员工以基本的尊严。具体来说，首先，按照市场的要求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与改善其工作条件。其次，着眼于企业的成员发展，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投入，提高工人的素质与技能。
“用工荒”提供转型契机，迫使中国经济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人都说“用工荒”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契机，请各位简要谈谈看法。
胡迟：目前的“用工荒” 的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它从市场的角度倒逼中国产业加快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步伐。应该说，市场的力量比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加有效。中国经济正好利用这个力量转型，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合力作用，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方式转换。
刘志彪：“用工荒”迫使中国经济升级。这种“被升级”，我也认为是一种比政府的产业政策更有效的推动机制。过去我们经常抱怨企业不愿意升级，其实在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下，谁主动选择升级谁就会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升级只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现在的“用工荒”不过是对以前过于廉价的劳动要素价格的一种自动纠偏。
魏晓东：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看，“用工荒”会使企业的用人成本明显上升，将有力地逼迫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欠发达的中西部转移，而在本地区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从而有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加快。
刘志彪：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微观上必须经历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在内的多个过程。鉴于功能升级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梢酝ü菇ㄇ蚣壑盗础⒐诩壑盗吹却诱铰陨辖型黄疲硪环矫嬖蛐枰杓示椋涌煜执叻褚捣⒄梗ü呒渡氐耐度耄迪种泄圃煲捣⒄瓜蚋叨寺废叩淖汀?
中国经济时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说，当前乃至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就业形势都会十分严峻，特别是每年还有７００万规模的大学毕业生。一边是“用工荒”，一边是就业难，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就业结构与就业形势？
胡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就业形势都会十分严峻。因此，就业难问题也会一直存在。另一方面，“用工荒”属于结构性问题。它表明在现有的工资水平等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普通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开始发生短缺，但这些工种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刚走出校门还无法胜任的。
刘志彪：现在紧缺的主要是产业工人，所谓的蓝领。很多的大学生对去基层、去企业尤其是去制造企业工作也没有多少兴趣，都想去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根据我们对东部地区一些人才市场招聘信息的观察，大部分岗位都要求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存在要求有劳动技能的大量岗位无人应聘，企业想找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员工，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去，而同时大量外来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预期的工作，也就是出现“民工荒”与“找工难”同时存在的摩擦性供求结构错位现象。
步德迎：我国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日渐突出，这既是产业升级慢的原因，也是产业升级慢的结果。从总体来说，大学生属于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的人群，但文化素质与专业技能并不等同，当社会的教育结构和价值取向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背离时，就使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脱离了社会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一是改变人才评价标准，给技术工人以高待遇、高评价；二是改变教育结构，适应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战略定位，扩大专业技术类院校招生，削减毕业生过剩的专业招生；三是改变中学教育的方向，中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大学生，应将对中学的评价完全与高考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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