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当成为“中国硅谷”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能否一直以这样的速度延续下去？如果增长速度降低了将会遇到什么问题？深圳应该如何在十二五和下一个30年中再次抓住历史机遇？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昨日上午，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提出，深圳应建成世界级高技术产业前沿创新中心，抓住第二次发展机遇。

　　增速降低中国将遇两大挑战

　　刘世锦认为，在过去30年我们每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现在要触到这个边界了，增长速度要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台阶。最近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发现以日本、韩国、德国等战后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参照，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增长速度一般是下降30％左右。从中国来讲，2010年我们的这个国际元已经将近8000，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3～5年就会到11000万国际元的水平。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增长速度下降的时间窗口，具体哪一年还不好说，但是以2015年为中心点的话，前、后两年都有可能，大体上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相交的时间可能性比较大，上升速度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到7％左右甚至有可能更低一点。

　　增长速度降低我们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刘世锦认为，中国会遇到两大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或隐藏的，到增长下降后会显露的矛盾和风险。比如，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长期贷款项目风险外露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如果通过刺激性政策维持以往的高速度，将会加大经济泡沫。日本就有这方面的前车之鉴。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形成以创新驱动力为特征的新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这更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际上，应对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两个挑战，将会使中国的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发生实质性转型。只有当高增长无法维持时，“转方式”才会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否则仍然会停留在口头上。可以说，高增长结束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在转型升级中把准深圳定位

　　刘世锦认为，深圳在全国很有名气，靠的是开放，开放带动了改革。为什么深圳能够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呢？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政治条件，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圈。再一个是地缘优势，深圳对面是香港，香港比我们的发展水平高，开放了以后，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30年以后，这种模式就要走到头了，因为高速增长期结束了，要有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就是要转型了，应该说深圳现在还是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可做的事情比较多。从目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来讲，呈现出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区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第二是从长期来讲，中国一定有一批产业能具有国际的竞争力，但是产业的数量不会太多，更不可能是全部产业。第三，需要向产业的中高端攀升。从这几个特点来讲，深圳未来的产业结构处在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的高端环节。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选择性的话，首先要有勇气避开一些诱惑，比如如何看待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深圳的金融业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和相当强的优势，我们也不怀疑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相比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主要定位，要考虑深圳在金融产业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和上海金融中心相比较。再有一方面，这样是充分地利用了，还是浪费了深圳已经有的转型升级的资源。

　　深圳产业升级的核心，应该明确定位于：第一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点应更加明确。第二是高技术的产业，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是前沿创新产业。我讲的前沿创新不是跟随创新，以前我们都是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这些年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在一些领域里已经有可能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趋于领先，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不过距离在缩短。第四，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和深圳高度的开放性，深圳如果有这样的定位，它的影响力必定是世界级的。

　　深圳产业的核心部分，应该是世界级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沿创新中心。将来我们即使有很大的发展，制造业还是要占很高的比重。中国一定有一个地方要搞高新技术、前沿的创新，这个地方就是深圳。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要是要形成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个是有一批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另外需要有更多的活跃的中小企业。从国际经验来看，大企业的创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形成的创新体系，比如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和朗讯公司等，它自己有相当长历史的成系统的创新体系。再一种是这些年发展很快的，就是一个大公司有一个很好的技术架构，主要是购买、吸收小企业的创新成果，像美国的思科公司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创新机制在深圳现在都出现了。另外，一定要重视深圳的小企业。深圳很有名的是山寨企业，山寨企业的反应非常快，模仿能力非常强，其实很多是创新，问题是把这种低端的创新怎么变成高端的创新，这是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如何把前沿性的创新成果和珠三角地区世界级的加工制造体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优势。供应链优势在珠三角非常明显，下一步把研发的成果和制造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深圳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

　　如果给这样的定位作一个比喻的话，深圳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硅谷”。在中国有不下几十个地方声称要打造中国硅谷，但是深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硅谷”。中国这些年企业发展很快，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企业，有时候也很难高兴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企业规模相当大，但更多的是行政垄断和占有资源而形成的大企业。中国最需要的企业是制造业的企业，是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在制造业高端的世界级的大企业，这种企业现在还太少了。眼下的中国城市，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和区域中心的城市不少，但有条件像深圳这样定位的城市却很少。

　　这是一个很高的定位，深圳应该有眼界和魄力，也是立足于深圳现有与将来的潜力。一旦确定，一定要坚持，不能轻言放弃。坚持5年、10年、20年，深圳一定会有一批世界级的创新、世界级的产品和世界级的企业。

　　要保持和争创自己的优势

　　深圳如何保持和争创自己的优势？刘世锦认为，首先是要守住优势，这里说的优势包括产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优势。为什么提守住优势呢？因为面对的诱惑很多，压力很大，很容易守不住。

　　比如现在房地产的诱惑很大，有些企业进入了房地产以后像吃了鸦片一样，根本不愿意搞制造业了。还有一些企业热衷于搞资本运作，搞了一轮赚了钱，就对搞实业不感兴趣。如果是个别的企业还罢了，但相当一批的企业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如果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产业竞争力的话，这样做了以后竞争力一定是会下降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一些地方，过去的制造业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已经出现了人才、资金外流，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

　　又如，近年来吸引央企落户是一大热点。央企有他的优势，但是我们要转型升级，央企的这些资源到底有多少有利于转型升级呢？央企在这个方面是它的弱项，它的优势不多，但是问题不少。

　　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体制上的优势，深圳有一大批名牌的企业，深圳还有一些名气不是很大，实际上创新力很强的企业，这些企业以前都是别的地方的，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并且创业成功了？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体制，这不仅仅是一些规章制度、做事的方式，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和理念，对创新来讲，深圳要保持两条体制优势。

　　一条是要有民营的大企业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最近我们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发现一个规律，拉美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人均GDP到了四五千美元以后，跌入了收入陷阱，排在前十名的大企业，要么是外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日、韩、德国这些追赶型成功的国家，他们排在前面的企业基本上是民营大企业。深圳之所以这几年贡献了一批好的企业，关键还是有好的企业的基础，有一批民营的大企业。像华为就是创新的典型，但是可惜的是这种企业太少了。如果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一到两个华为，中国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的创新一定是在世界上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二是要保持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大企业为主的创新体制和一个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是深圳转型升级的两个基础。

　　此外，深圳要创造新的优势。过去30年改革开放重点是推动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也就是解放初级生产要素。下一步要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解放中高级生产要素。这里面包括科技、教育、金融、医疗、科技、卫生、文化等等领域，我们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什么是“国际元”？

　　“国际元”的学名为Geary－Khamis Dollar，是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最初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随后由Khamis发展，这一术语在国际宏观经济的比较研究中被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