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郑新立：改革中的问题需要中央做顶层设计

　　我们的政治家们，又一次在“两会”前坐了下来。许多公共事务税赋、收入分配、楼市调控、社会管理、医改、教改、社保公共品改革等等，都需要跨群体对话，在“两会”公共政治平台上寻求共识。

　　新的国家五年规划，开启了经济社会政治转型的“长治之道”。政府的经济管理也更加自信，但公众也感受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知不觉中被模糊了。这是政府治道的问题。治道变革，要求政府适应市场有效运行来界定自己的角色，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管理体系。

　　特别是现代传播技术的革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更加便捷化、多样化，政府和公众互动出现新变化，政府的公共治理到了变革的时候了。

　　从本期开始，直到3月15日，本报将推出9期，每期8个版的两会报道特刊《更好的世界》。因改革之名，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这一全新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理论正从“摸着石头过河”实现过渡。在目标明确的发展时期，如何具体规划、战略得当，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3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针对“十二五”的焦点问题进行解读。

　　郑新立曾经参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工作，在他看来，中国所有的转变都需要改革推动，当改革中的问题汇聚到一起，就需要中央做“顶层设计”。

　　转变发展方式应注重顶层设计

　　发展方式转变首先就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改革顶层设计”，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提出这一概念？

　　郑新立：中国所有的转变都需要改革推动，当改革中的问题汇聚到一起，就需要中央实施顶层设计。

　　《21世纪》：“改革顶层设计”如何具体化？

　　郑新立：发展方式转变首先就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企业经营税起征点，现在个体经营户月收入5000元就要交税，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第二个转变是第三产业也应当着力发展，目前第三产业滞后的原因也是因为税制，三产的营业税税负比增值税重30%，三产发展必须要税收制度改革来配套。

　　此外，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应当尽快组建起来，目前民营企业激励机制还可以，但是国有企业激励机制不行，很多研发成果不计入资产价格当中，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资产里面无形资产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现在国有企业的考核制度只助长企业经营短期行为，不助长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要改革。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靠农民自己不可能实现，更需要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来配套，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包括农村土地有偿转让流转制度，培养新的农村主体制度等等方面。

　　《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您进入国家计委时，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还要不要计划？如何转变计划职能？是当时的决策者需要思考的，你如何看待当前国有经济对各个领域的掌控？

　　郑新立：国有经济越来越大是好的，也应当看到，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国有企业，我们应当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继续做大做强，特别是增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高铁的自主创新就是走了一条引进、消化、系统集成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现在高铁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典范。这就意味着中国在高速铁路技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满足中国的需要，而且还可以造福世界。

　　总体来讲，国有企业自创新能力还是比民营企业有很大差距，国有企业要借鉴民营企业的机制，在技术上着力创新。国有企业现在资金充裕，也有人才，可以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关键在于机制不完善。

　　收入分配改革是“双刃剑”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

　　《21世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改委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相关方案却迟迟没有出台，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新立：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去年就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双提高”用3-5年时间，把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由现在的43%提高到53%；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由现在的35%提高到50%。这个提案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与我交换了意见。

　　国家发改委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文件，目前还没有出台，我认为今年之内应该会出台。

　　《21世纪》：“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有哪些可以期待？

　　郑新立：“十二五”期间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调整需求结构放在首位，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

　　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入手，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减少阻力，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使新增的收入尽可能向中低收入者倾斜。

　　还要打破垄断，为民间资金顺畅地进入垄断性行业创造条件，从而使各个行业都能够获得大体平均的资金利润率，改变行业之间收入悬殊的状况。要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收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把扩大公共服务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

　　目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消费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公共服务消费落后也制约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要通过改革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在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发挥民间资金投入社会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公共服务消费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21世纪》：3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税率级距。目前提高个税起征点意义在哪里？

　　郑新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三产业大量集中在服务业里面，必须大量鼓励农村城镇个体企业发展，提高个税起征点是落实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个体户税收起征点也应当上调，个体户月税收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将有超过1000万人受益，提高到2万元，将有超过2000万人受益。我认为，提高到5万元比较适宜。

　　抑制通胀看食品和住房

　　抑制通货膨胀要对症下药，抑制食品和住房价格是重点

　　《21世纪》：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数月屡创新高，今年物价涨幅是否还会维持较高态势，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控制物价上涨幅度？

　　郑新立：今年1月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4.9%，比原先预期要低一些，原先大家预期是超过5%，可见通胀压力比较大。

　　分析其上涨结构性特点可以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从去年11月我国CPI上涨结构中可以发现，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占74%，住房价格占18%。

　　这两个因素占价格上涨92%，抑制通货膨胀要对症下药，抑制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要作为今年抑制价格上涨的重点。

　　食品价格的重点是蔬菜价格，我国粮食库存很充足，尽管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态势比较严峻但是国内价格稳定还是有保证的，主要是副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价格。

　　现在一些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几乎70%都靠外地运输，耗费了大量的能源，中间还有损耗，必然带来价格的上涨。一般而言，城市本身的蔬菜供应最好要就地满足50%-60%以上，30%-40%靠外地调节比较好。

　　因此，要重提“菜篮子工程”，也有叫“菜园子工程"，就是要立足当地来满足供应，减少长途运输的能源消耗和蔬菜消耗。国务院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文件，如果能够很好的落实的话，估计下半年就见效。

　　《21世纪》：国家出台了严厉的房价调控措施，部分城市动用了户籍限购手段，这是否能有效遏制高房价？这类措施是否会持续？

　　郑新立：抑制城镇住房价格是稳定物价的重点。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应当汲取。在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影响着整个市场的稳定，而市场的稳定又影响着社会稳定。

　　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就一定要避免形成房地产泡沫。去年以来，中央已经3次发文，就稳定城镇住房价格提出政策措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最重要的措施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今年将有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国务院已经定了“十二五”建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目标。如果城市里中低收入的人群能够靠保障性住房解决住房需求，高收入人群有承受能力，房价高一些也就没有太大影响。

　　现在的关键是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控制土地价格，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只要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就能在保持房价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房地产业繁荣发展。

　　作者：吴婷 耿雁冰 北京 (来源：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