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十二五”期待“核聚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首度公开表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拟定为7%，迅速引发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7%，不仅比刚刚过去的“十一五”预期目标降低了0.5个百分点，更大大低于“十一五”实际年均增长速度11%。

　　一国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的企业一样，需要处理好做大与做强的辩证关系。当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下足够的量变，以内生型增长为主要特征的质变就迫在眼前。在此一阶段形势下，质变超过量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如果逆客观规律而动，依然把量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形式，就可能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简而言之，为了顺应历史大势，迎合、促进中国经济的质变乃至“核聚变”的发生，就需要对经济增长此前的主要形式“量变”进行“变量”。

　　GDP目标为何调至7%？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五”，期间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11.2%的高速增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至2010年，我国GDP增长分别为11.6%、11.9%、9.0%、9.1%、10.3%。在此前的“九五”、“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分别达8.6%、9.8%。

　　既然如此，“十二五”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什么要下调至7%这样“偏低”的水平？

　　温家宝总理对此表示，“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是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要把发展和所得到的成果用在民生上来。“我们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摊子，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业界尤其是外资机构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贝哲民认为，GDP增长超过7%并非好事，如果低于7%但质量增长倒是一件好事。他还建议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重点放在服务行业而不是制造业。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中国都以“制造大国”定位自居，制造业规模占GDP比重高达35%。贝哲民认为，中国要更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包括金融服务业、教育行业等，才可能有助于将来克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帮助中国实现更加可持续性的成长。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马国南则认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需要经过比较多的转型，就好像一个赛车在一个弯道里面行使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积累财富而不是看起来比较高的GDP。”他举例说，每年可以盖很多的房子，得到很高的增长率；十年以后把这些房子拆掉又建，又可以保持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个国家的民族财富积累呢？

　　高盛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团队也分析认为，外部需求存在疲软的风险（凸显出促进内需政策的重要性），再加上国内人口结构、土地和环境因素的制约，是下调GDP增长目标的主要因素。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经过数量模型估计等量化研究得出报告，认为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这“五降一升”的结构性因素带来GDP年均增长潜力下降至今后十年的7％左右。

　　此前各方默认事关就业底线的GDP增长率为8%。7%的目标预定，挑战了这一传统的GDP红线？马骏对此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只要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为什么改变时点选在2011年？

　　业界认为，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可能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动真格”的政策可能将很快出台。那么，改变为什么发生在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的主动性战略抉择，是其主要原因。

　　2011年是中国经济“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主观目标、客观因素和现实压力是促成‘十二五'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部研究员张晓晶也则指出，0.5个百分点的下调幅度虽然不大，但却释放出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今后五年中国将强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

　　“7%向地方政府发出了明确信号，”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部研究员王小广说，从国家层面压低增长预期，有利于遏制各地的投资冲动，引导地方政府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王小广表示，从年初一些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看，今年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投资过热，对宏观调控提出重大挑战。

　　分析人士对此认为，这显然与“十二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很大出入，包括投资消费比重、三次产业比重、内外需比重等经济指标比重的改善将因此困难重重。因此，适当降低经济增速成为必然的选择。

　　以有效提高消费率为例，在居民消费倾向和政府消费份额等因素大体不变情况下，如果“十二五”期间GDP增速超过10%，根据投资率和消费率与GDP增速的对照规律，消费率提高的实际难度将大增。

　　“结构调整”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目前我国经济仍是粗放型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节能减排等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得到解决。“十二五”期间我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靠经济增长已很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发展方式转变已刻不容缓。

　　国家发改委某研究部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如果将1999年至2007年看做上一轮经济上升期，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加速上升的主要动力是外需。但从目前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需拉动。报告还认为，根据上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8.7%左右。

　　除外需增速可能难以为继，分析人士认为，“十二五”期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可能下滑。2002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新的高峰期，目前电力、电信、公路、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十二五”时期，这些产业的投资增速将明显下降。同时，还处于投资高峰期的城市设施、水利、铁路、设备制造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在“十二五”中后期也将趋于完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少。

　　“7%”的挑战来自哪里？

　　首先，如前所述，8%是事关就业底线的GDP红线，“7%”会不会遭遇“十二五”就业压力的挑战？

　　巴克莱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仍然面临较大的保就业压力，这不仅关系社会稳定，而且还关系到消费增长。报告分析，目前，每年有超过1000万毕业生等待就业，以及2.4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要保证这些人的饭碗，并不容易。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强调，就业仍然将是“十二五”期间的头疼大事。目前出现的用工荒只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跟农民工待遇偏低、融入城市较难有关，但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因此在工资上涨的同时，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就业压力。

　　不过，苏海南认为，7%到8%的经济增速足以保证就业。“7%是方向性的指标，预计实际增速在8%左右，可能会到9%。”他说。

　　国泰君安分析师时伟翔认为，从趋势而言，“十二五”每年新毕业人数都在下降，大幅缩减35%，这与“十一五”期间增加了46%的情况完全相反。由此，“十二五”期间，就业压力对经济的推高作用，估计不会像“十一五”期间那么大，经济增速放缓比较可行。

　　其次，“7%”政策目标还很可能遭遇来自地方“GDP冲动”的挑战，尤其是在“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据了解，尽管一些地方在其“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将原来拟定的经济增速目标从15%、16%下调到11%、12%，但是离“7%”普遍相距遥远。

　　苏海南对此表示，随着中央发展理念的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亦将改变，“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势必放缓而更重民生。而要防止地方政府的GDP冲动，他认为需要各种措施来配合，除了转变发展理念、调整发展目标外，最关键的是转变考核指标。

　　王小广也提出建议，中央政府除进行目标引导外，还要出台一些具体调控措施，比如增加投资的资金成本，控制好信贷投放的闸门；抬高投资的市场、环境准入门槛，收紧土地政策，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