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央行副行长到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这位曾两度入选《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的“学者型领导”，依然忙碌。
今年6月，由吴晓灵牵头、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的民生指数课题组将公布2009年的民生指数报告，而2010年的民生指数报告预计在今年年底公布。
希望各级政府重视民生，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是吴晓灵做此报告的初衷。据她介绍，这份报告会持续下去，并希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自发调研当地的民生指数状况。
建立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民生指数
2009年1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的福祉指数（后改为民生指数）课题组成立，后在2010年4月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五”规划编制若干重大问题专题调研工作的总体安排。
谈起“改名”缘由，吴晓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主要是怕被“误解”。“福祉指数很容易被人当成幸福指数。”吴晓灵解释，福祉本身不单是幸福，它包括物质条件和主观感受。“而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会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吴晓灵说。（参见本刊2011年第2期《幸福在哪里？》）
吴晓灵表示，做这个指数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政府围绕民生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从而督促政府围绕民生改进工作。例如，2010年9月浙江省发布了《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数和民生评价报告》成为国内发布民生报告的首个省份，从“民生改善进程、居民满意度、民生综合指数”三大方面对比了2008到2009年浙江省居民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近期由该课题中期成果《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引发的“公务员最幸福”的讨论，吴晓灵解释，在非学术期刊上的登载并不完全，实际上按照“就业状况”来分析，“农村、城镇集体、私营企业雇员”回答“非常幸福”的人数最多，占到19.7%。
“就我个人而说，我不想在幸福这个问题上去搞排名，我这个课题组主要不是搞幸福感问题，而是民生问题。”吴晓灵强调。
长期以来，各省市对GDP的追逐和高增长，一直“热情未减”。
据经济学家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12%以上14个，13%以上3个。追求增速仍是各地发展的重点。而有关GDP“含金量”的问题，也成为速度背后的考量。
但是，“老百姓从不用GDP衡量幸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说。
“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对GDP依赖太多了，保持GDP增长是必要的，但是唯GDP导向不可取。”吴晓灵说，“生产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吴晓灵表示，应建立综合考量、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民生指数指标体系，用于全面评价、促进各地方民生工作的开展，补充完善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从而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扭转片面追求GDP发展的局面。
“民生工作应该保基本，调研和统计数据表明，最能影响人民幸福感的正是他们身边的事，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受教育情况、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稳定、医疗卫生服务等等。”吴晓灵说，“每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政府难以改变居民的感受，但可以通过改善民生为居民的幸福创造条件。”
经过修订，吴晓灵和她带领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选择了包括：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四项一级指标，以及若干二级、三级指标共同初步构建了民生指数指标体系。
吴晓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研制民生指标，并不是要作为一种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更多的是需要社会舆论来解读。近些年舆论关注的问题，很多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比如孙志刚事件等，甚至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应该相信舆论的力量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吴晓灵说。
对于即将发布的民生指数，吴晓灵表示“不搞排名、正向激励”，以平均值的形式由各省市和社会解读。
“GDP第一的广东，民生指标并不高”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保证民生指数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准确性？
吴晓灵：2009年试编时，在北京、银川等12个城市开展主观问卷调查，采集样本4800份，试编出12个省市的民生指数。目前我们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各地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主观指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抽样，样本有5万多份，按照各个省市人口比重和城乡比重，主要采取电话问卷的形式得来。
《中国经济周刊》：相关指标是否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部分？
吴晓灵：去年8月我们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只是一个试编，而且只用了12个省市的数据，最大的软肋是，我们的客观数据都是全省的，但是主观问卷都是省会的，所以到现在报告没有对外公布，但通过试编，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逐步完善指标体系，包括对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调整。
《中国经济周刊》：与现在社会上其他关于幸福感等的研究报告相比，民生指标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吴晓灵：我最初是想走学术规范性，看重的是在学术上指标体系是怎么确立的，权重是怎么确立的，后来我发现这条路不行，我们这个课题组的许多成员都是现在、或者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们意识到，如果指标体系不和政府体系相联系的话，就只是个报告而已，起不到作用，最主要的指标必须对政府工作切实改进有影响。比如，我们只保留了4个一级指标，而不是像浙江省10个指标并列，这就是出于过多的指标反而不利于地方政府评价工作的考量。
《中国经济周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呈现何种特点？
吴晓灵：在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卷调查中，呈现三个圈的态势，排名前七位的是第一个圈，是在生活中真正能影响老百姓的周围生活的事情，比如家庭的和睦、身体健康状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生活安全、医疗服务、家庭经济和本地环境。第二个圈，是与所生存的环境跟物质更有关系的社会条件，从第七到第十四位，包括他人尊重、社会保险、居住状况、工作因素、物价水平、水电气暖、交通等。最后才是精神上的第三个圈，包括司法公正、贫富差距、社会交往等更高一层次的精神上的活动。
《中国经济周刊》：在试编版的报告中，GDP与民生指标呈现出何种关系？
吴晓灵：从试编上看，民生指标与GDP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GDP是改善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不是GDP上去了，民生就自然上去了。
就试编结果举例，北京的民生指数很高，但是生态环境低于平均值，而GDP第一的广东，民生指标却并不高。这里面有城镇和农民比的问题，在外来人口多的城市，民生工作不能仅面向户籍居民。在我给深圳的“十二五”发展建议中，以公共服务里的社会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的覆盖率为例，我们现在的指标主要考察全国覆盖率，深圳的覆盖率高，但保障水平如何？我们现在是低水平广覆盖，未来怎样把常住人口也纳入保障体系中是政府工作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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