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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唯GDP不可取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3月08日01:01

  从央行副行长到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这位曾两度入选《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的“学者型领导”,依然忙碌。

  今年6月,由吴晓灵牵头、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的民生指数课题组将公布2009年的民生指数报告,而2010年的民生指数报告预计在今年年底公布。

  希望各级政府重视民生,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是吴晓灵做此报告的初衷。据她介绍,这份报告会持续下去,并希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自发调研当地的民生指数状况。

  建立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民生指数

  2009年1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的福祉指数(后改为民生指数)课题组成立,后在2010年4月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五”规划编制若干重大问题专题调研工作的总体安排。

  谈起“改名”缘由,吴晓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主要是怕被“误解”。“福祉指数很容易被人当成幸福指数。”吴晓灵解释,福祉本身不单是幸福,它包括物质条件和主观感受。“而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会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吴晓灵说。(参见本刊2011年第2期《幸福在哪里?》)

  吴晓灵表示,做这个指数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政府围绕民生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从而督促政府围绕民生改进工作。例如,2010年9月浙江省发布了《2009年度浙江省民生指数和民生评价报告》成为国内发布民生报告的首个省份,从“民生改善进程、居民满意度、民生综合指数”三大方面对比了2008到2009年浙江省居民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近期由该课题中期成果《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引发的“公务员最幸福”的讨论,吴晓灵解释,在非学术期刊上的登载并不完全,实际上按照“就业状况”来分析,“农村、城镇集体、私营企业雇员”回答“非常幸福”的人数最多,占到19.7%。

  “就我个人而说,我不想在幸福这个问题上去搞排名,我这个课题组主要不是搞幸福感问题,而是民生问题。”吴晓灵强调。

  长期以来,各省市对GDP的追逐和高增长,一直“热情未减”。

  据经济学家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12%以上14个,13%以上3个。追求增速仍是各地发展的重点。而有关GDP“含金量”的问题,也成为速度背后的考量。

  但是,“老百姓从不用GDP衡量幸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说。

  “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对GDP依赖太多了,保持GDP增长是必要的,但是唯GDP导向不可取。”吴晓灵说,“生产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吴晓灵表示,应建立综合考量、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民生指数指标体系,用于全面评价、促进各地方民生工作的开展,补充完善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从而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扭转片面追求GDP发展的局面。

  “民生工作应该保基本,调研和统计数据表明,最能影响人民幸福感的正是他们身边的事,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受教育情况、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稳定、医疗卫生服务等等。”吴晓灵说,“每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政府难以改变居民的感受,但可以通过改善民生为居民的幸福创造条件。”

  经过修订,吴晓灵和她带领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选择了包括: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四项一级指标,以及若干二级、三级指标共同初步构建了民生指数指标体系。

  吴晓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研制民生指标,并不是要作为一种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更多的是需要社会舆论来解读。近些年舆论关注的问题,很多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比如孙志刚事件等,甚至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应该相信舆论的力量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吴晓灵说。

  对于即将发布的民生指数,吴晓灵表示“不搞排名、正向激励”,以平均值的形式由各省市和社会解读。

  “GDP第一的广东,民生指标并不高”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保证民生指数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准确性?

  吴晓灵:2009年试编时,在北京、银川等12个城市开展主观问卷调查,采集样本4800份,试编出12个省市的民生指数。目前我们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各地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主观指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抽样,样本有5万多份,按照各个省市人口比重和城乡比重,主要采取电话问卷的形式得来。

  《中国经济周刊》:相关指标是否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部分?

  吴晓灵:去年8月我们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只是一个试编,而且只用了12个省市的数据,最大的软肋是,我们的客观数据都是全省的,但是主观问卷都是省会的,所以到现在报告没有对外公布,但通过试编,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逐步完善指标体系,包括对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调整。

  《中国经济周刊》:与现在社会上其他关于幸福感等的研究报告相比,民生指标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吴晓灵:我最初是想走学术规范性,看重的是在学术上指标体系是怎么确立的,权重是怎么确立的,后来我发现这条路不行,我们这个课题组的许多成员都是现在、或者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们意识到,如果指标体系不和政府体系相联系的话,就只是个报告而已,起不到作用,最主要的指标必须对政府工作切实改进有影响。比如,我们只保留了4个一级指标,而不是像浙江省10个指标并列,这就是出于过多的指标反而不利于地方政府评价工作的考量。

  《中国经济周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呈现何种特点?

  吴晓灵:在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卷调查中,呈现三个圈的态势,排名前七位的是第一个圈,是在生活中真正能影响老百姓的周围生活的事情,比如家庭的和睦、身体健康状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生活安全、医疗服务、家庭经济和本地环境。第二个圈,是与所生存的环境跟物质更有关系的社会条件,从第七到第十四位,包括他人尊重、社会保险、居住状况、工作因素、物价水平、水电气暖、交通等。最后才是精神上的第三个圈,包括司法公正、贫富差距、社会交往等更高一层次的精神上的活动。

  《中国经济周刊》:在试编版的报告中,GDP与民生指标呈现出何种关系?

  吴晓灵:从试编上看,民生指标与GDP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GDP是改善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不是GDP上去了,民生就自然上去了。

  就试编结果举例,北京的民生指数很高,但是生态环境低于平均值,而GDP第一的广东,民生指标却并不高。这里面有城镇和农民比的问题,在外来人口多的城市,民生工作不能仅面向户籍居民。在我给深圳的“十二五”发展建议中,以公共服务里的社会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的覆盖率为例,我们现在的指标主要考察全国覆盖率,深圳的覆盖率高,但保障水平如何?我们现在是低水平广覆盖,未来怎样把常住人口也纳入保障体系中是政府工作的一大挑战。

(责任编辑:姜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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