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民生财政 诱导社会参与

　　近日，全国人大审议的2011年财政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100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首度超过10万亿元规模。其中，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教育、医疗等的支出安排合计10509亿元，泛民生类支出合计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

　　当前政府财政预算呈现出经济绩效建设型支出渐次淡出、民生型支出逐年提升之镜像。特别是自2008年全国财政预算在民生支出项目上达全国财政预算的31.9%后，仅四年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就翻番至2/3左右，如此增速凸现出政府在公共财政转型方面的决心与力度。

　　应该说，近年来政府加大民生财政投入规模，缓解了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有限的缺口矛盾，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免征学杂费、新农保等。十一五期间全社会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与同期政府增加民生支出不无关系。不过，相对于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口依然相当突出。这既源自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累积了过大的供给缺口，需进一步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消除公共服务供需缺口矛盾；同时，与当前民生财政支出无法有效转为居民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关。如今年财政预算直接用于教育、医疗和文化等的支出依然仅为全国财政支出的1/10，而绝大部分民生财政支出依然是建设型而非服务型，导致了民生财政实际转变为居民公共服务的可达率过低。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财政加大民生投入增速的同时，更需探索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支出模式，以实现最小最大化的民生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

　　比如公共卫生医疗、农村水利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等泛民生财政投入，若能从目前BT、BOT等模式逐渐转型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内容，变民生建设支出为民生服务支出，既可以使政府的民生支出直接转变为居民切实的公共服务，解决公共服务供需缺口矛盾，而且缓解了政府民生建设型财政投入对财政资金的沉淀，并降低政府融资压力。同时，公共基础设施引入私人投资，将直接变政府民生负债投入为私人部门投资收益，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入市场的激励相容机制和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降低政府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成本。

　　不仅如此，在关系民生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市场机制，将降低政府行政服务成本，并为当前政府以轻税薄赋为主的结构性减税提供空间。毕竟，政府若亲力亲为与公共服务的软硬件建设，那么维系公共服务软硬件运作等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费用无疑将大幅增加，政府不得不招聘临时工甚至扩大公务员队伍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而改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购买为主，市场主体的服务竞争和市场固有的激励相容机制等将不仅提高民生财政的保障效率，而且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监督成本。为此，通过购买经济化的民生财政投入成本和行政服务成本，可以作为各级政府精兵简政和财税制度改革的激励基础。如通过改变政府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方式所节约的各类成本，有关部门可考虑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务员行政绩效提高的奖励基金，在不新增公务员薪资财政支出下适度提高公务员待遇，促使政府行政机构启动减员增效的逆向淘汰机制；而大部分政府节约下来的行政成本可权作政府轻税薄赋的基础，从而降低私人部门的整体税负，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前政府加大民生财政支出力度，是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型职能转型的务实之举；但增加民生财政预算支出的同时，更主要是转变民生财政的支出结构，避免民生财政增支陷入建设型公共财政迷途，实现政府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到位而不错位、补位而不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