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据2011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0.3%，经济总量将达39.8万亿元。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4200美元，已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上中等收入行列。
国际比较的角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仅用了23年的时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正式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又仅用了9年时间突破了40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组一跃跻身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个“惊险的跨越”，它向世人再现了“东亚速度”：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日本用了7年，中国香港也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
这个“惊险的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那么，中国已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相比之下，在这个跨越中，马来西亚用了18年，泰国用了2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2年，其中墨西哥用了18年、乌拉圭用了19年、巴西用了20年、智利用了23年、阿根廷用了26年、哥伦比亚则用了28年，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仅用了9年和15年，意大利则用了14年。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第三次历史性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的区间，即考虑到人口等其他因素在内，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1-1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不出意外，按照这个预测，中国的“第三次跨越”有可能再现“东亚速度”：在这个跨越中，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用了11年，中国香港用了11年，韩国仅用了7年。
“东亚奇迹”显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是：日本和新加坡分别用了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仅用了18年，大约只相当于拉美国家和其他东亚国家走出“下中等收入”所使用的时间。
中国经济成长四阶段：
增长驱动力的角度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可将已经跨越的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未来将要穿越的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四个发展阶段，从成长驱动力的角度，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三次历史性跨越”相对应的是“四个发展阶段”转型中的三个节点。
第一阶段：“市场驱动”阶段(1978-2000年)
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市场驱动”阶段，也是GDP人均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在23年的经济成长中，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成功飞越“贫困陷阱”，除其他因素外，无论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还是城镇国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晰产权性质，引入市场等价交换的激励因素，几十年高度计划体制压抑下的生产力一夜之间得以释放。这个发展阶段，一切改革领域都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每届政府都在为引入市场和驱动增长而努力。
增长的背后是市场的冲动，成长的动力是市场的驱使。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形之手突然被市场无形之手替代之后，市场势力的结果必然带有相当的自发性。正是这些原始的市场爆发力，推着中国最终跨越低收入发展阶段。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跳出“贫困陷阱”，还因为在低收入阶段保持了社会稳定，以年均9.8%的增长速度，顺利地跨越了“贫困陷阱”。
第二阶段：“要素驱动”阶段(2001-2009年)
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成长的“要素驱动”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中等收入的重要历史阶段。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资本以及资源和技术进步的投入。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比较优势，以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尤其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资源立国的要素驱动特点十分明显，甚至到了完全依赖的“资源诅咒”的程度。此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也明显带有劳动驱动、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甚至土地驱动的“有形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
首先，从劳动要素投入看，由于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高峰期，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中国驱动增长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自然就成为一个重要增长引擎。从外汇储备增长曲线可看出，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主要就是在这9年之中形成的：2001年仅为2121亿美元，到2010年底激增至2.85万亿美元。有研究认为，劳动对增长的贡献率的变动以2003年为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此前贡献率较低，此后逐渐稳定下来。
其次，从资源要素投入看，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大，甚至很多年份超过劳动的贡献率，1997-2008年平均在20%-30%之间；矿产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更要高一些，有研究认为高达37%，环境资源消耗的贡献率是18%，能源的贡献率为16%。
最后，从资本要素投入看，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居高不下，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这个发展阶段，尽管是粗放的，但是幸运的，中国加入WTO恰好贯穿了这个阶段的全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抓住这个机遇，带着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利用9年的时间，顺利走出这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效率驱动”阶段（2010年至“十四五”规划）
从2010年至“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人均GDP达到4000-123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是中国经济成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在粗放的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国际贸易结构总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一些国家往往掉进“比较优势陷阱”，长期徘徊在下中等收入水平。
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实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转型，属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国发展战略；二是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实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属于进入高收入的必由之路。相对于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强调的是增长的良性循环：报酬率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改善投入产出比就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提高之后就会提高投资报酬率，包括物质投入、人力投入和技术投入；因此，反过来，国民收入的可持续能力决定于生产力，投资报酬率也决定于生产力，而增长潜力又决定于投资。
第四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
在“十四五”规划之后，中国将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一个技术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众所周知，虽然改善制度、减少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提高人力资本、修建社会基础设施等都可获取收益并带来增长，但都难逃报酬递减的铁律。长期看，增长和提高经济的竞争性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在高收入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无一不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70%，而中国的创新贡献率还不到40%。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是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部署和直达高收入国家的战略通道。
综上，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阶段中，市场驱动阶段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史的制度变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要素驱动阶段实际是比较优势的必然阶段，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效率驱动阶段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技术创新阶段是高收入经济体的趋同发展阶段，强调的是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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