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教改要建立向各级人大的报告制度”

　　“中国从来不缺乏好的教育决策，缺乏的是好的执行机制、监管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一席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监管机制，是《规划纲要》能落实的关键之所在。他同时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教育规划纲要》监管机制的建议”。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反复强调，要加大教改的监督力度。比如，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每年要就法定教育投入完成情况、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教育改革主要任务进展情况，建立向全国人大、地方人大报告制度。全国人大、地方人大要将调研、监督、质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改革和发展情况列入人大工作的重要日程。

　　“人大不是简单的搞一个类似贯彻《教育法》专题汇报这样的活动，它必须承担的责任要履行到位。”张志勇表示。

　　“贯彻落实比科学决策本身更加困难”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在国家版的《规划纲要》颁布之后，包括山东在内的各地地方版《规划纲要》也都陆续出台。政策落地是否应为下一阶段教育改革推进的重点？

　　张志勇：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教育工会会议，出台了《规划纲要》。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和《规划纲要》的陆续出台，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都有了许多重要的突破。

　　但是，作为国家、省教育规划纲要编制的参与者之一，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这就是：各地以会议贯彻会议，以纲要贯彻纲要。以至于各地会议开了，纲要出了，教育改革和发展就万事大吉了。历次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告诉我们：这种危险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现实存在。

　　一些地方召开会议、出台纲要时干劲十足，因为中央开会了、纲要国家出台了，必须跟上，而抓会议精神、纲要精神的落实，往往就会慢半拍，甚至对出台的各种改革任务、改革举措推诿扯皮，直至无人问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贯彻落实比科学决策本身更加困难。

　　我一直讲一句话，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缺好的规划。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历次教育工作会议做的规划都挺好，我们的立法工作也做得不错。可以说，我国并不缺少好的教育理念、好的教育政策、好的教育制度。我们缺乏的是把这些落实好、贯彻好的有效机制。

　　所以，我呼吁决策层能够采取多种办法，争取建立起一整套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规划纲要》的监管机制。

　　《21世纪》：这套监管机制，大致的框架是怎样的？

　　张志勇：首先是责任分工机制要建立。现在，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对《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任务都有责任分工文件。但大都只有任务分工，而没有改革和发展任务完成的具体时间表，一段大而化之的话，且没有时间表，这样的所谓任务分工是无效的，落实不了的。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要建立任务明确、责任到人、分阶段、分年度的教育改革发展任务责任分工机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社会公布明确具体的可量化、可检查、可监督的教育改革任务，以便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中央政府要分省确定各省级政府、各省级政府要分市确定各市政府如教育投入、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等纲要规定的主要任务、主要指标，并向社会公布。

　　《21世纪》：作为推进地方教育改革的主体，是否应对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

　　张志勇：还是要从政绩考核指标入手，我建议将中央和省的《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和教育改革任务，转化为地方党委政府教育政绩考核指标，建立地方党委政府教育政绩年度考核制度。由中央对省级政府进行年度考核，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进行年度考核。与之相配套的是，要确定教育政绩考核机关，制定教育政绩考核办法，考核结果要让社会公布。这样的机制设置，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现行体制的特点。

　　要重奖积极推进教改者

　　《21世纪》：改革都是要承担风险的，作为省教育厅负责人，你怎样看待地方的教育改革？是否允许他们有试错的空间？

　　张志勇：教育改革的风险，坦率的说有，但是，不是很大。因为规律已经证明，现在教育改革很多都是在做回归常识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并没有特别多的风险。你想想看，我们推行校长、教育局长专业化这样的改革，有什么风险？不过，现在的改革都涉及到利益的调整的问题，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建议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建立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奖惩机制。

　　比如，可以实行财政奖励机制。对主动改革，加快改革，创造性改革的地方和单位，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给予重奖。科技发明创新要奖励，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成果同样要重奖。同时，对千方百计加快教育事业改革的地方政府，在国家和省级政府财政资金分配上，要给予奖励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