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核电站爆炸一起被引爆的，还有全球各界人士对于核电发展的担心和争论。
正开始走出“低谷期”的世界核电开发，是否会因此再度冷却下来？
反对核电声音再起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在12日表示，中国现在运行的核电装置是13台,这13台核电装置运行一切正常,都是安全的。张力军称，中国会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训,在核电的发展战略上和发展规划上进行适当地吸收。但是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3日表示，日本大地震后，中国核电站建设的安全评估工作肯定会加强，核安全的监控也会加强。
不过反对核电的声音随着日本事故的发生再次响亮起来。
3月12日当天，数万德国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终结现有一切核电设施。该要求随即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否决”，她认为，德国需要核能，至少在现阶段，核能必须充当其他可再生能源成熟前的“过渡技术”。但她同时承认，日本核电站事件会促使各国更加重视核能设施的安全性。
绿色和平组织则发出声明，认为日本正陷入核电危机，后果可大可小。并呼吁全球逐步放弃使用核电，停止建造新的核电厂。
印度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前任主席、印度核安全专家郭巴拉克里希南13日在新德里表示，日本地震对核电站所造成的威胁可能导致严重的核安全事故，印度必须从这一事态中吸取经验教训，重新审查现有的核能发展计划。
事实上，印度也是此轮核电复苏的积极推动者。印度的目标是在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发电容量的10%。
核电复苏会否继续？
历史上看，每一次核电事故都会伴随着核电发展的“低谷期”。
1979年发生在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核事故和1986年发生在前苏联（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事故，是核电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两次事故，事故引发人们对于核电的忧虑，此前已经“狂飙突进”了将近20年的全球核电发展也很快来了个“急刹车”。
数据显示，两次事故后的20多年间，全球新投运的核电机组仅110多台，而同期关闭的核电机组却高达80台以上，实际等于20年间新增核电机组30台左右。作为对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投入运营的核电机组高达417台，其中大约有350台至今仍在服役。
核电专家、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两次事故后，“安全”便成为核电行业发展时考虑的第一要务，在那之后，全球也基本未再出现大的核泄漏事故。
李宁说，两次事故也引发核电人员在设计开发核电站时更加注重安全性能，以中国正在建设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为例，这种技术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从而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进而使核电站恢复到安全状态。
这与此次出现故障的日本第二代核电压水堆技术，需要启动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才能冷却停机形成区别。
李宁说，日本发生核电事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公众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人类有必要重新审评建设核电的过程，今后对安全性的要求将远远超过经济性的追求。
但他同时要认识到，每一种技术都不是固化不变的，都随着社会在进步，核电技术历经上世纪的沸水堆、压水堆到现在的AP1000等，其经济性能和安全性能都在不断提高。
不宜过早下结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则表示，虽然各界对其消极的解读较多，实际上，从积极方面考虑，面对如此强烈的地震，日本核电厂的应对和处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
李宁告诉本报记者，从3月12日日本核电站发生的爆炸来看，可以肯定不是核反应堆爆炸，否则现场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不会仅限于铯和碘。
“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故，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核泄漏，这证明核电的安全保护还是非常好的。”李宁提醒，日本的核电站并非安全性能最高的三代核电站，但核事故的最终影响仍需继续观察。
林伯强说，此次日本核电安全事故将肯定在国际上引发更多反对的声音，对于中国而言，在选址上需要更加科学的决策，中国的电力负荷中心位于东南沿海，这决定了中国的核电站将主要位于东南沿海，如何谨慎选择是决策者们下一步需要特别注意的。
长期关注能源行业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表示，目前核事故事态还在进展，不要过早对核电发展下结论。但日本的核事故将必然对全世界核电建设、管理和监督产生影响。
而在李宁看来，对待核电还需要综合判断，应该客观看到过去的20年全球近500台核电机组为全球提供了大约15%的电力，且无事故发生。
国家能源局一位司级官员昨日告诉本报记者，能源局正密切关注日本核电事故的进展，但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不会修改中国既定的核电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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