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 霍侃
转型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在于决策层能否把握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稳定之间的平衡，能否实施制度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每年全国“两会”后第一个周末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政府与国际企业界、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探讨新一年中国政策走向的平台。3月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国公司领导人、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和国际知名学者，第12次汇聚中国。
今年正值“十二五”开局，因此参会者在关注通胀等短期问题的同时，也把目光放远至未来五年，关注中国能否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摆脱依赖出口和投资的老路，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由于此，今年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
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有约30年，正式列入五年规划也有15年。“三个五年规划已经过去了，但是实施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一直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疑问。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不能再单纯以GDP作为指标，而应该把所有居民综合受益程度作为一个指标。
未来五年转型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在于决策层能否把握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稳定之间的平衡，以及能否实施制度体制层面的深层次改革来推动转型。
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坦言，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完成中国增长方式转变，同时还要保持增长，确实是非常复杂的结构性过程。
动力转型：如何提高消费率
来自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是第11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最近他在尝试了解“中国非常特殊的GDP构成和含义”，因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1978年至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2.1％降至48％，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至35.1％，最近十年下滑尤其明显。
刚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未来五年的年均GDP增速目标定为7%。降低GDP预期增速的做法受到欢迎，被视为中国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看来，所谓高质量增长，首要内涵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
斯宾思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对需求的再平衡，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可以让增长变得更有持续性，并且避免边际回报递减的陷阱。”
这些年，从内需和外需看，中国经济增长较多倚重外部需求；内需中，又更多依赖投资拉动。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次让中国决策层意识到过度倚重外贸出口的脆弱性。随着一系列拉动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实施，外需的贡献率和比重开始下降。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比2008年减少1000亿美元，2010年比上一年再降低126亿美元。
今年2月，中国出现7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商务部部长陈德铭3月20日透露，3月第一旬也是逆差，预计一季度整体有可能是逆差，全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在去年3.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乐观地认为，按照这两年的趋势， “十二五”规划期间会实现进出口平衡。
内外需趋向平衡，当然是好消息。美中不足的是，在内需中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依然不平衡。“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情况继续存在”，吴敬琏认为，消费乏力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和消费率持续下降。
最终消费需求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居民。这几个主体中，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未来，中国消费者可能需要扮演更重要角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动能。
居民消费率会自我修正、自动提高吗？德怀特•珀金斯假设，若家庭消费每年增长10%，GDP每年增长6%，则十年后，最终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到51.6%。
不过，珀金斯对这种假设情形在中国成为现实并不乐观，“在中国，这显然一个不太实际的假设”，因为即使中国的家庭消费出现增长，其增速也会比较缓慢。
“十二五”规划纲要笼统提出要“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到底提高到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
对于如何挖掘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20日介绍，中国政府将多措并举，包括实施就业发展优先战略，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达到7%以上”。
的确，城乡居民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中国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珀金斯提出，问题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通过一种机制，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需要加大公共投资。“中国把很多钱投在了钢铁产能扩大这样的投资上，如果把这笔钱直接投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上，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中国是付得起这笔钱的。”
在增加公共投资的微观层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提出，要完善定价机制，让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的福利。过去有些领域公共投入增加，但是由于没有跟最终产品的定价联系起来，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降低个人自付比例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方向。”
“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能有很大进步的话，中国就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方面取得新的改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称。
产业转型：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能否勃兴
“中国转变增长方式，应该更多发挥服务业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工业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斯莉•穆尔雅妮•英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在3月20日的午餐演讲中指出。
英德拉瓦蒂建议，实行前瞻性改革，应将资源导向于新环境下需要扩大的部门、经济活动和领域。具体包括改善私营部门、服务型企业、小企业和农村地区融资机会；取消对土地、资本、能源及其他资源工业投资品的补贴。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服务业比重较低的国家。2010年末，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比2005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没能完成“十一五”期间累计提高3个百分点的预期目标。
“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累计提高4个百分点，到2015年末达到47%。即便如此，与全球60%以上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是偏低的。
“中国在消除服务业发展制约，扩大向私营部门开放服务业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英德拉瓦蒂认为。她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一是，促进永久化城镇化发展。因为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费更多，尤其是在服务领域的支出更高，因此，更大规模的永久性城镇化，能够刺激服务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城镇化目标是，城镇化率从目前的47.5%提高到51.5%。
此外，罗奇认为，要培育做大服务业，希望在批发零售业、物流业、医院、医疗保健等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和交易活动。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政府确定的未来五年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七大产业，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宾思强调，不应该再由计划来主导市场，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性的所有者地位，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3月20日在回答政府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时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企业无疑是主体，“中央政府投入也罢，地方政府投入也罢，只能是辅助性的、阶段性的，最主要的投入主体和产业化主体还应该落在企业头上。”
吴敬琏担心的是，用旧体制执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方针，结果是，在政府主持之下，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所以，他特别强调，真正实现转型，根本动力在于改革，“这种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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