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非正式”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的场合,美国财长盖特纳远未亮出底牌,他甚至不愿意直接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只是在昨日上午的致辞环节中,用非点名的方式提及了中国的汇率政策。
“大部分国家现在有着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开放的资本账户,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汇率政策则受到了广泛的资本控制,虽然这一点目前已经开始改变。”盖特纳表示,这是国际货币系统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但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
而在下午接受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小范围采访时,盖特纳则向中国财经类媒体呈现了他所代表的另外一面:在这场由G20轮值主席国法国举行的会议中,中美立场间有着微妙的共性。
婉转提出汇率诉求
“汇率政策中的不对称效应(asymmetry)造成了诸多紧张气氛,”盖特纳表示,“例如对于那些允许汇率浮动以及资本流动更自由的新兴市场,这加大了他们的升值压力,同时也加剧了汇率被低估的新兴经济体的风险,最后它还催生了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这是可以理解的。”针对中方就汇率问题的谨慎态度,盖特纳表示,“中国已经承诺要进行汇改,加强汇率流动性使之更具市场性。我对中国的承诺非常有信心,相信这符合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利益。”
然而美国国会目前却弥漫着一股应对人民币问题的挫败之感。“国会希望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步伐更快,就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盖特纳对本报表示,不过他们(国会)看到了中国在前进。
作为敦促(灵活汇率政策)的一部分,盖特纳支持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部分。他在致辞以及采访中都重复了他对于一国货币加入SDR一揽子货币的三个标准:灵活的货币兑换系统、独立的央行以及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在回答本报提问时,盖特纳表示:“当我说独立的时候,我是指独立的货币政策。”
不过,事实上中国不需要立即加入SDR,也不需要立即就开放资本账户,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
同时中国央行在加入《清迈协定》外,已经扩大了同多个国家的货币互换额度,这可以通过美元兑换成为G20的一揽子指定货币,并且提供为特别提款权贷款。这对中国来说,是让储备多元化更容易且更顺畅的方法。
盖特纳也坦言没有想过给中国加入SDR设定时间表。他对本报记者解释说,他讨论的SDR是以“年”来计算的,不是以“星期”来计算的。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中方需要立即行动。”
中美共识大过分歧
除了参加研讨会外,盖特纳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是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进行会晤。盖特纳称,我们希望各国都能从全球经济中受益,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市场。
“我来这不仅是为了研讨会,我还和王岐山副总理会谈了2个小时,讨论了全球经济和中美经济的问题。”盖特纳说,“我认为中美之间有不少共识,我们在G20框架下实现了不少进展。”
据记者了解,盖特纳此行也需要同中方就今年5月份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磋商。
在法国作为主办方的此次研讨会上,中、美、欧三者间的关系微妙:萨科齐曾希望以支持中国加入SDR的形式邀请中国加入同一阵营。盖特纳却表示,中美之间的共识,有时候甚至要大过美欧之间的共识。
“从一开始最基本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方面,例如在伦敦的G20峰会上,我们发现,(较之一些欧洲国家而言)我们甚至更同意中方的观点。”盖特纳表示,“这次,在国际货币系统改革的问题上,如果你看到中方的发言,再看我们的发言,会发现我们是一致的。”
而对于美国自身的期待,盖特纳表示,希望确定这一点:美国在未来是增长和稳定之源,而非动荡之因。
支持加强IMF影响力
“我们应该支持IMF在影响主要经济体政策选择方面有更大权力,这包括发布分析等方面更大的独立性,例如在其分析均衡汇率时,又如在建议使用谨慎性工具,而非资本控制,来防范资本流动伤害一国国内金融稳定性时。”盖特纳说。
“我想全球需要试图设立标准,或者设立常态,或者是某种期待(expectations),例如各国需要如何处理巨大的资本流动,例如哪些部分积极一些或者消极,这一领域是IMF一直都没有触及到的。”盖特纳表示,目前各国都有共识,试图达成一个基本标准,即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起相反作用的,怎么样才能加强透明性。
不过,盖特纳对本报表示,这不会让IMF变成一个超级中央银行。
“生活在主权国家的这个世界上,各国都追寻其政策的独立性,不过当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总有在上述问题上合作的利益需求。”盖特纳表示,“而通过IMF 和G20,我们得以加强合作,在各自实施政策的同时改善世界经济,但这是基于各国集体的利益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主权国家,我们需要保持灵活性来应对国内挑战。”
“你希望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机构来提供这种判断以及分析,所以我们非常支持IMF可以独立提供这种分析,例如什么是操作汇率的基本力量等等,我相信中国也支持这一点。”盖特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