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木：保“国考”公平是破“贫穷世袭”方法

　　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文章称目前一定程度上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章呼吁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3月31日《人民日报》）

　　很多人将贫穷世袭的原因归结为现有的户籍制度。可以说，这种贫穷世袭户籍制度责任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贫穷世袭的核心部分，即起点不公。但是，如果我们将触角再伸长一些，便能够发觉贫穷世袭户籍制度责任论的偏颇，理由是二元户籍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名词，为什么二三十年前就没有贫穷世袭一说？

　　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在造成贫穷世袭的事情上，户籍制度到底起着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贫穷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能够像财产那样世袭。那么，贫穷世袭是不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呢？显而易见，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可能引发马太效应，当然也就不可能直接给部分人带来贫穷，贫穷之所以会世袭下去，只在于缺乏不同群体间合理流动的社会机制。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不同群体间合理流动的社会机制。古今中外，应用最广泛、也被实践证明最正确的就只有高考（古代则是科举考试）。通过高考，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到城里谋生。同理，城里孩子也必须通过高考才能迈入社会精英阶层。这才是有序的社会。

　　然而现在呢，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大幅提高，造成大学文凭的相对“贬值”，高考已经不再是阶层间的分水岭。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长期以来高考被社会所赋予改变命运的功能正在淡化甚至消失，可以这么说，眼下的贫穷世袭现象正是高考失去改变命运功能之后的不适应症状。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走回头路，让高考回归精英教育呢？当然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是大势所趋。既然高考的改变命运功能已然消失，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来弥补高考这种功能的丧失。而这种机制是什么呢？从目前来看，公务员考试正在日益取代高考成为“国考”，所以，让新的“国考”承担起改变命运之功能是责无旁贷的。但是，现实却令人唏嘘。不久前有报道称，在福建省尤溪县部分副科级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中，尤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卓祖澍的儿子，试用期未过就已经被提拔为尤溪县副科级领导干部。

　　此外，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不断爆出的“老子招儿子”、“量身定做”等新闻。比如，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公务员的条件苛刻怪异，结果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报名，“恰好”是某副市长之女，被网民称为“史上最强政府招聘”。经媒体曝光后，县财政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遭停职检查。现在，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似已成为“潜规则”，有的还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巩固联盟，这种“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的情况在县一级尤为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也是县级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碍。

　　以上事例说明，从目前来看，公务员录用至少在确保公平方面无法担当“国考”之重任。其实，公务员录用还只是冰山一角，如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特别是石油、电信、电力、银行等垄断国企招聘，其间的“潜规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去年底，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了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在招聘的4人中，3人都是“官二代”。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可谓不胜枚举，但再多的案例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公务员录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人才选拔和用人制度，而是维系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

　　为了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我们应该做到的是，确保公务员录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的信息公开透明，让应聘者公平竞争，从而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合理有序流动。用就业的公平来反推户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