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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文艺片才是艺术?我不相信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易立竞
2011年04月01日10:43
杜琪峰和韦家辉(后)这对搭档是银河映像的灵魂人物(受访者提供)

  “现在的电影公司都是山寨公司,都很短视。中国电影缺少一个有能力的领头人。美国有8大电影公司,中国一个都没有”。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图 受访者提供

  杜琪峰蹩脚的普

通话是不懂粤语的记者走近他的最大障碍。采访时他几次求助邻座的助手帮忙翻译。说他是最后一个北上的香港导演,他笑称,“就是因为普通话不好。”

  电影《单身男女》是他进军内地的试水之作。杜琪峰毫不讳言,拍这部简单、轻松的商业片是为了顺利通过电影审查,他想借此机会了解内地电影的审查制度与手续。

  他曾有过两部电影引进内地被删减的“惨痛经历”——《大只佬》经过删减变成了《大块头有大智慧》,《黑社会》换过结局更名《龙城岁月》。对于这些电影,杜琪峰能做的就是“不动剪刀、不看”。

  杜琪峰电影风格多样,但在内地影迷心中,黑帮片才是杜氏电影的重要标签。

  对暴力的忠实描述、随时笼罩在主人公身上的死亡阴影,牢牢吸引着观众的视线。杜氏作品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火并的场景,相比其他导演强调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性,杜琪峰更看重情节的合理性和纪实性。“很多香港人拍的火并都很热闹。中枪后,要不就扭来扭去地跳舞,要不‘啪’就飞出去了,这些死法都是邵氏时期拍古装片中刀时的死法,不合理嘛。从情理上来说,他们应该是不动的,很小心、很有计划地寻找机会。”

  静,成了杜氏黑帮片的独特美学。

  《枪火》是诠释他暴力美学最适合的作品,此片囊括当年香港、台湾所有电影类奖项最佳导演奖。他却只把《枪火》当习作。拍摄时,因为钱不够,“我要求所有人准确,自己也要准确。我非常苛刻,有经验的演员不能重拍。” 拍完《枪火》,他知道了自己可以控制一部电影。

  苛刻的表现之一是骂人。杜琪峰在拍摄现场是出了名的爆脾气,刘青云曾开玩笑说:“如果他在北京拍戏,我在香港都能听到他骂人的声音。”

  林雪跟着杜琪峰,从普通场工做到男主角。有一次拍戏,他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杜琪峰就直接骂,你是个猪啊!骂得我惊慌失措地拍完这场戏。收工后,他跟没事人一样,我去问他,他说,我就想要你慌里慌张不知所措的感觉。”

  “为什么每个访问都问到我骂人的问题?”杜琪峰叼着一支大雪茄无奈地笑。

  “我的EQ可能很低,比较容易急。拍电影,每天都很赶,如果预备工作做得不充分,一个环节出乱子,镜头就要从头再来,压力特别大。每个人都要专注自己的工作,你是专业的嘛,你不应该错的嘛。没有配合好的时候,很急,就爆发了。”

  他说,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因为想让自己享受拍电影这件事。“很多东西你都放轻松一点,就没有那么急了。现在不像以前,一个镜头一定要一次拍完,所以平和一点了。再说,年纪大了,可能会宽容一点,心态从容一点,没有那么逼自己。”

  搭档韦家辉也证实,这段时间他脾气很好。

  刘德华感慨,他认识杜琪峰太早了。“晚一点认识多好,这样就不会经常听到骂声了。”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演员被他骂走。”韦家辉说。“与骂人这些小事比较起来,杜琪峰用他的个人魅力,稳住了整个团队。无论香港电影好与坏,他都坚持拍他自己的电影。在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要成功是很容易的。但在低潮期,他稳定了整个公司的人心,一路走了过来。”

  曾一个月睡40小时

  看电影是杜琪峰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中学毕业后,他去见工,本想依次面试电话公司学徒、警察等职位,但最早去了无线电视台。星期五见工,星期六就接到通知,叫他周一上班。“进去后人事部派我去戏剧组,从打杂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杜琪峰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晓得就走进了电影的世界。

  进入电视台后,杜琪峰师从导演王天林。他曾有过一个月只睡40个小时觉的经历。“我是王天林电视台的副导演,也是他拍电影的副导演。他拍完回家,我们要做后面的工作,剪接呀、配音呀,很多事情。”最高纪录试过差不多一个礼拜没睡觉。“年轻的时候机会比较多,你不做,一定有人去做。谁有能力,谁做最多的事情。”

  有人算过,在香港,稍微有点名气的男演员都跟杜琪峰合作过。

  2009年4月,演了20年戏的张家辉终于凭借《证人》中的角色首次封帝,他在获奖感言中提到了杜琪峰。“他和我长时间合作,找我拍了很多认真的、有戏剧性的电影,让观众认识到张家辉不仅仅只能演搞笑的角色,一些严肃的角色我也可以驾驭。他塑造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我。”

  有人说杜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他可以让没名的人有名,让不温不火或过气的演员成为明星。“演员本身应该是有多面的,我只是用了别人没发现的一面。我看演员就是演员,不是明星。”

  我受过明星的委屈

  人物周刊:《单身男女》的男主角是吴彦祖、古天乐,这几年很多电影都由他们主演,香港演员似乎就那么几张面孔,在银幕上重复出现。

  杜琪峰:对,就是吴彦祖、古天乐、甄子丹、周润发。香港还有几个这样的演员,大陆呢?男演员就是葛优,女演员也一直是那几个。这不是香港的问题,是全中国电影行业的问题。当年邵氏最厉害的时候,捧的女星每一个都红,还培养导演、做技术的人。现在的电影公司都是山寨公司,短视,什么好电影都是那几个大牌演员的,其他人哪有机会?

  人物周刊:你个人在这方面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杜琪峰:我们不是大财团,能力有限。但是公司过去几年一直招不同学校的学生,有的由韦(家辉)先生带着学做编剧,有些在学技术,我们也希望能培养一些年轻导演。中国电影现在缺少一个有能力的领头人。美国有8大电影公司,中国一个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商业电影,有人说商业电影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

  杜琪峰:很多电影都没有艺术价值,但是也能留很长时间。

  人物周刊:你会有这样的作品吗?

  杜琪峰:我不晓得我的作品有没有艺术价值。很多外语片都是商业价值很高,没什么艺术价值,但不妨碍一直有人提它,它可以作为一个题材让人参考。很多人都说文艺片才是艺术,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1994年,你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银河映像,你说,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导演。这话怎么理解?

  杜琪峰:那之前拍的电影很多都是商业元素比较重的电影。考虑商业元素,就要选择有名的演员,很多时候你要迁就他。日子长了,你会想你究竟是一个导演,还是一个执行者。一个导演,应该想怎么拍好一部作品,而不是考虑商业因素。那是我的一个调整时期,在想将来的方向在哪里。

  人物周刊:那段时期,你会觉得受了明星的委屈吗?

  杜琪峰:可以这样讲。他们时间比较紧,明星就那么几个,大家都在抢,他们来几天就要走,来了以后,有的还要改剧情。这种感觉是很讨厌的。但是从商业上考虑,又一定要用这些人。后来我的电影就慢慢变成拍演员了,例如黄秋生、刘青云、吴镇宇。他们那时名气都不大。

  人物周刊:有没有因为逆市而行失败的时候?

  杜琪峰:不多。用不是很出名的演员,价钱就不用给太高。那些电影在欧美市场也有一些机会卖。

  人物周刊:曾经有黑帮胁迫过你拍戏吗?

  杜琪峰:我比较幸运,刚拍电影的时候签的是新艺城,后来就去了邵氏。我们都是有合约的,你如果需要,只能叫老板把我给你。去跟邵逸夫要人,谁那么够胆。(笑)

  没有退路

  人物周刊:拍摄《枪火》时因为没钱,只拍了18天。那是你拍得最难的一部戏吗?

  杜琪峰:《真心英雄》才是。在泰国拍,场面比较多,钱又不够,压力很大。工资都没办法给。每一天都很累。当时大环境也很差,97年遇到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资拍电影了。97、98年虽然有人投资,也一直在拍戏,但境遇很差,穷到交不起房租。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不单是一部电影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挑战。

  人物周刊:最难的时候靠什么支撑?

  杜琪峰:只有一个想法——我已经离开电视台,我不会回去。拍电影是我一直想做的,我根本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也不想走。再难也不回头。

  人物周刊:曲线救国不可以吗?

  杜琪峰:不可以!假如我回头再去拍电视,可能就完了。你对自己的追求没有肯定过,没有坚持过。

  人物周刊:几年前,你曾说,你最满意自己的作品是《柔道龙虎榜》,现在还是这个答案吗?

  杜琪峰:对。这里面有我自己的一种情怀,是一个很自我的感受。它是在SARS期间拍的。拍这个电影的时候,香港这个城市好像死掉一样。那时我想把我们年轻时看过的一些励志的东西放在电影里。

  人物周刊:你拍了很多黑帮片,这是否说明你最喜欢看这类影片?

  杜琪峰:不是。我最喜欢的是一些讲故事的电影,不喜欢有很多特技的电影。我喜欢的不是我拍的那些电影。

  人物周刊:我一直以为,在你心里,对快意恩仇的喜好大于儿女情长。

  杜琪峰:以前是,现在不是。年轻的时候好像英雄主义比较浓,年纪大了后的感觉是,但愿人长久。

  我家里一个奖杯都没有

  人物周刊:《枪火》1999年上映,2000年为你赢得了首个香港金像奖,可你却再没参加过金像奖颁奖礼。听说你只参加过两次金像奖颁奖礼。你把奖杯放在哪儿了?

  杜琪峰:我所有的奖杯都在香港电影资料馆。

  人物周刊:别人得奖都是把奖杯放在自己家里的。

  杜琪峰:干嘛放在家里?那应该是公众的,像我的电影一样,应该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奖项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东西,应该是所有工作人员的。放在公众看得到的地方,让大家回忆他有拍过这个电影。我家里一个奖杯都没有。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各种电影节的评奖有纯粹的公平存在吗?

  杜琪峰:你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电影节的每一个评审,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很难公平。我当评审时,有一次从下午3点多商量到晚上10点,饭也没吃,争执不休,最后只能来个平衡。我觉得,金像奖的评审规矩,有一些地方不是很专业。 人物周刊:连这样的平衡都做不到吗?

  杜琪峰:我觉得做不出来。我以前颁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奖。电视台会告诉大家,几个评委是怎样评选的,透明度很高。他是先公布谁拿奖才颁奖,不是每个人都去等半天。它很尊重电影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希望金像奖也能透明一些,让大家有机会看一下评审的角度。这样无论对年轻人,还是对自己,都很好。他们也在考虑,但是没有回应。让得奖没得奖的人都坐在台下等结果,这个过程挺残忍的。我从来不紧张拿不拿奖,但两个小时坐在那边真是无聊,我觉得那是一种折磨。

  人物周刊:你这样特立独行,对工作有影响吗?

  杜琪峰:在香港没关系。你能挣钱,有老板拿钱给你拍电影就行。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自己还有什么要求?

  杜琪峰:已经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剩下的三分之一顺其自然吧。还要求什么?人生是变化的,你自己要变,它也要变,你就顺它走吧。

  人物周刊:若干年后,人们再提起你,你希望大家怎么评价?

  杜琪峰:我希望自己在电影里再做一些改变,然后再讲。现在不能讲,我还没拍完呢。65岁前我还希望在这个行业里。中国电影史记录的几个导演中,如果我能是其中之一,就很满足了。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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