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约谈日化企业彰显 发改委调控手段进步

　　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日化企业涨价一事，在国家发改委对部分企业的“约谈”下被暂停。联合利华在其声明中就明确表示，暂缓调价的决定是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而作出的。这说明价格主管部门的及时干预还是对企业的涨价决定起到了作用。

　　3月下旬，有传闻称联合利华、宝洁等四大日化企业计划于4月全面上调洗涤类日化用品价格，涨幅大约为10%。由于涨价的时间比较集中，品种比较多，范围比较广，在通胀背景下，无疑会引发民众对物价连锁上涨的担忧，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民众进行恐慌性抢购。这种情况下，价格主管部门有必要对企业的涨价决定进行调查。

　　在日化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有外企，也有民营企业，产品和品牌都非常丰富，消费者选择范围非常广泛，一般情形下，企业是不敢贸然涨价的，否则，没有价格优势将可能失去市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动会达致一个企业和消费者都接受的的价格均衡。唯一的例外是，市场上的几家主要企业从寡头竞争走向价格同盟，联合起来涨价，此时由于失去竞争的制约作用，有可能或者势必会造成全行业的价格上涨。因此，要防止企业价格串谋，需要政府介入和干预。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本次几个主要日化企业的涨价决定有串通涨价的嫌疑。就此而言，国家发改委的及时干预是正确行使政府职能的体现。因为无论根据《价格法》还是《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或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的行为，以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等，价格主管部门都要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否则，政府部门就存在失职。

　　当然，政府的干预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国家发改委这次用“约谈”的形式而非行政命令不准企业涨价，也反映了政府能够自觉地把握自己的角色。毕竟几大日化企业并未正式涨价，只是给经销商等发布了涨价信息，如果政府动用行政权力不准企业涨价，则是一种明显的越权行为，超过了政府调控应有的限度。

　　另一方面，在国家发改委经过调查，显示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日化企业有串通涨价的行为后，企业对产品涨价与否，就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无权干涉，也不能去干涉；即便干涉，企业也完全可以不听。市场经济下，政府必须严守自己的边界，给予企业充分的行动自由和自主决定权。只有这样，政府和企业才能做好各自边界内的事。

　　客观地说，这次日化企业的涨价决定缘于受到了很大的成本压力。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游原材料石化产品、植物油、无机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再加上各地工资普遍提高，以及广告和促销员等营销费用的上涨，从而给日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带来了很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规模以上日化洗涤企业的统计显示，去年日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4.88%，但行业利润却下降了5.99%，企业亏损面达到15.3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49.39%。尤其是本土日化企业洗涤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是7%，净利率仅有3%。面对此种状况，一些大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许能消化大部分成本压力，小企业则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如果不合理上调价格，等待这些小企业的很可能是倒闭。由于日化行业外资品牌占主导，本土企业的消亡其实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对市场的占领。

　　所以，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有自主决定产品价格的权力，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当且仅当企业违反了相关法律时，而且主要是通过事后的处罚来体现政府的权威和维护市场秩序。这应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一条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