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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无所不在 高利贷年息高达150%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2011年04月06日08:38

  进入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供需天平两端加速失衡。

  于是,游走在正规融资渠道罅隙间的民间借贷,对接了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

 “月息4分已是底限,6分是正常要价,高者达到月息1毛5(年利率180%)”,窜高的数字不停地刷新民

间借贷利率的峰值。

  强烈的需求,推升着“供给”成本,受到刺激的民间融资膨胀式发展,“散兵游勇”般的个人高利贷行为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专业机构的强势介入。

  具备资本运作经验的该类机构,求存于正规金融与地下金融的边缘,将高利贷服务链不断延伸、变异,乃至将一些正规金融机构“拖下水”。

  银行,已变成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无形中沦为高利贷资金的提供者,又成为项目融资的接盘者。而企业真实的负债率,也在满足审贷标准的表象下,被深度掩埋。

  还让业界担忧的是,高利贷组织的集团化运营,将相当一部分地下资金引入股票、期货乃至PE行业,其中蕴含的风险可能远超外界想象。

  高利贷的勃兴,其原因包括多方面,而缺少正规管道来疏通宏观层面流动性泛滥与微观层面流动性饥渴,是值得关注的一条。银根紧缩之下,二者之间形成了位差,高利贷便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

  观察人士建言,是不是可以选择鼓励兴办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办法呢?这样,既可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也有益于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充裕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贷款不畅实现充分互补。

  地下融资链

  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

  经多层介绍、几番周折,涉足高利贷行业多年且颇具实力的张先生,终于答应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见面一聊。

  见面地点在当地一家雅致的茶楼。原本约定晚上7点,因为业务应酬,张先生9点才赶到,带着两个毕恭毕敬的随从。

  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经营高利贷、担保公司及地下赌场等产业的张先生说,“我有正规的担保公司,可以通过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要是金额太大,我会把银行各个审核环节摆平。”这些贷款被借出以后,就会投入民间的高利借贷。高利贷一般为月息6分,即6%,一年的利率就是72%。

  对地下赌场的情况,张先生不愿多谈,但仍在无意中透露,银行——担保公司——高利贷——地下赌场,“是成熟的高利贷资金链条之一”。

  “这种高利贷资金有一些流向了赌场。”一位宁波的企业家说,利息太高了,普通的投资或者实业回报,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高利率。

  多位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近年来高利贷行业已经有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势头,而担保公司等牌子常常成为高利贷的“合法外衣”。在温州、宁波,随处可见“提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的广告,一些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以民间高息借贷作为主营业务。

  对拥有正规担保公司这一稀缺资源,张先生甚为得意。他对记者说:“现在正规的担保公司本身就很少,新设担保公司,政府审批也很严。”

  张先生是高利贷行业的一个缩影。

  在2011年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之下,高利贷呈现出某种兴盛局面。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个人在资金链条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不断编织着更适应形势变化的各种网络,通过这些通畅的网络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流向的重要一环就是高利贷。

  “量价齐升”

  “你能找资金的话,拿到温州来,补息3到4个点。”一见面,方培林开始向记者介绍其新的资金生意。

  在温州,方培林是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在温州苍南钱库镇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方培林创办了温州方兴担保公司。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让方培林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最近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非常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长期)的也要3、4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6分利换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则是96%。

  据了解,近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150%。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表示,2008年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背景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在2009年4月,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

  民间利率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10月份就开始显现。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

  这一时期,银行加息以及收紧贷款比较明显。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1.04万亿元,同比少增3182亿元;2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5356亿元,同比少增1929亿元。

  同时,从今年1月份的新增人民币存款看,当月已经减少了203亿元,同比少增1.41万亿元。

  3月25日,央行在今年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升到20%。此举将再次冻结金融机构3600亿元资金。

  建设银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说,今年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不断收紧,以前是按季度调控,或按半年调控,今年是按月调控,一个月放款额度限制很死,“说放多少只能放多少”。

  银行系统的从严信贷环境,使中小企业感到融资更难了。

  温州当地的一家企业告诉记者:“已经在银行做好了贷款计划,银行内部也批了,但限于贷款额度,贷款资金迟迟没有发放,不得已只能从民间借款周转。”

  上述建行人士说,对于银行来说,目前采取的策略大都是让企业先报贷款计划,审批后等待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会优先照顾优质客户,“不然就会流失”,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就很难顾及了。

  同时,温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也已告罄。

  记者获得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平均利率为17.8%,今年加息后,已经涨到了目前的18.39%。

  方培林说,今年找他借调资金的很多。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方培林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大部分是提出借款的。

  资金超高回报利润之下,牵引部分实业资金陆续进入到了民间借贷行列。“实业的毛利普遍仅10%,你难道不愿意去做60%甚至100%的借款业务?”温州当地一位娄姓企业家说。

  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不少企业改行做起了担保业务。高峰时期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有4000多家,现在剩下了100多家;制鞋业也从最多的3000家,调整到1000多家。

  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成立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形式参与民间借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担保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浮出水面的借贷机构则有上千家。

  具体的借贷资金规模无法统计。官方曾在2008年对温州的民间金融做过调研,当时估算整体的民间金融在4500亿元,2010年大致在6000亿元左右。

  “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其中借贷资金在100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全民借贷”

  在温州以及台州等沿海地区,民间借贷无所不在。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有1家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记者在温州以及福建等地的调查中发现,东南沿海的全民借贷与全民投资密不可分。

  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的民间借贷方式多种多样,但大部分是用于项目投资。温州人有个习惯,在外地发现一个项目,就回到温州融资,“几个亿的资金,几个电话就能凑齐”。

  手机免费访问 eastmoney.cn|字体:大中小|我有话说 查看评论(21) “我一个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资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目前在服务中心聚集的资金达150亿元,只要有项目,这些资金招之即来。

  黄伟建说,150亿元规模,都是有银行存单做为凭证才能登记在册的。

  名片显示,黄伟建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很好地利用了会长的优势,“我和许多温州企业家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看重我在资本运作领域的经验”。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是一个资金和项目以及信息的汇总平台。

  “有项目我就召集登记在册的资金方过来开会。”黄伟建说,在项目介绍后,有意投资的就留下来洽谈具体的投资细节,也就是认购投资额度,半天就能把一个项目谈定。

  有意思的是,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投资的项目呈现跳跃式的特点:从电影《千里之外》到幼儿园,到矿产项目,到五星级酒店,到五粮液陈酿酒浙江省品牌运营权,等等。

  在福建的长乐、福清等侨乡,投资潮热了乡村,几乎各地的小钢铁厂都有长乐人的身影,而福清人则更多地活跃在县城为主的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领域。

  长乐市发改局的人士告诉记者,长乐人投资的小钢铁厂规模不断扩大,从早期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几亿元。长乐人一般采取家庭式融资方式,一个人跑到项目,可以将家族几代人带动起来,又通过亲戚关系带动几十甚至上百户参与。“一有项目,即使明天要签约,今晚筹钱都来得及”。

  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有500户人家的福清市坝下村,村委会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全村在外的投资项目有10个左右,投资总额预计在10亿元以上。这些项目主要是房地产和小钢铁厂,仅钢铁厂就有5家,3家在国内,2家在印尼。

  当地一位郭姓村民介绍,3年前,村里有人在江苏搞了个焦炭项目,他们家参股了8万元,到现在两次共分红了60万元。

  丰厚的回报,让一些人靠民间借贷来参股,“一开始1分5的利息,现在涨到了2分”。

  “集团化经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亲朋好友间借贷,主要是个体私营企业创办之初,特点是规模小、金额小、利率适中,带有普遍性;二是“成会”,由创业急需资金者发起,也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会员制,既解决了创业资金短缺问题,又让筹集的资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时向私人钱庄或典当行借贷,但借贷期短,利率相对高;四是信用担保公司,按正规的业务要求,信用担保公司是不能直接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多数担保公司都在经营直接融资业务;五是小额贷款公司。

  据他介绍,现在有了新动向。目前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已经开始集团式经营,其背后往往有大企业支持,资金来源也比较充沛,直接做到给企业放款。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一位章姓投资者告诉记者,有的担保公司的资金规模超过10亿元,背后有大规模的集团支持。

  这些大规模的担保公司,往往背靠几家大型集团公司,一方面集团公司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集团公司将资金放到一个“池子”,谁资金紧张谁到“池子”中借款,借贷资金往往可以做到体内循环,同时“池子”也对外放贷。

  除银行资金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资金来源模式。

  一种是温州的吸收模式。据一位接近温州借贷公司的人士透露,除了从银行贷款之外,借贷公司到民间大量吸收资金,更多是在农村地区。具体的做法是,公司在农村当地选一位核心人物,也就是具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其周围吸收资金,月息1分到2分。收上来后,再以3到5分的价格放贷出去。

  另一种是萧山地区的外资模式。杭州当地的一位人士说,萧山模式是除了银行贷款之外,一部分资金通过贸易方式,将海外的热钱转移到内地,然后进行借贷。“现在海外融资成本很低,也很容易募集,通过虚假贸易或‘对敲’,就可以流入国内。”

  集团化的运作,使得更多的担保公司开始寻找新商机。

  2011年银根收紧后,派生了新的资金市场。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现在出现两个新现象,一是对于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担保公司介绍资金到指定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给借款方。

  以100万元资金为例,对于借款方而言,除了支付银行利息之外,还要支付资金方的利息以及担保费用,一般要3到4个点,总体贷款成本相当于月息1分。而对于资金方来说,除了银行存款利息之外,每年还能额外获得3万元的利息。

  “这种通过先存款再贷款的状况已经很普遍。”建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另一个现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资金中介。

  如在绍兴,出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资金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到乡镇农村吸收资金,然后整体转移到提供贷款的指定银行。

  具体的做法是,最底层收购人员到农村以2%的额外收益吸收存款,再将资金以2.5%的价格上交到上一家,上家再以2.8%的价格转移到再上一层,最终汇总到一起,以3%到4%的价格存放到温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银行。

  在这个过程中,存款人的资金只是从绍兴的银行存到了外地银行,户头仍旧是存款人,没有风险。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从银行获得一定的贷款。而资金中介也能获得大致1%的收益。

  “资金量已经比较大,几千万规模。”方培林说,“不仅仅是绍兴,全国各地都有了。”

  “操盘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利贷产业链上,囊括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及个人,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而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则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

  老陈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老板,实际上是一名高利贷操盘者——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

  老陈给记者出示的一叠贷款名单上,写有名字、年龄、住址、贷款金额、抵押等详细信息,贷款金额多在15万-50万元之间,贷款用途多是装修和买车,也有买房的。

  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的客户。由于多年来在业内积累的信誉,很多客户愿意将到手后的钱交给他打理,由他付给客户利息。然后,他将这些钱用于发放高利贷,收取更高的利息。由此,银行被动地充当了高利贷资金的供给者。

  尽管有些事情,老陈不愿意点破,但他也坦言,“像我们做这个业务,肯定和银行有关系”。

  在高利贷链条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

  “担保公司路子广,基本能都贷到款,它就担当一个中介,完成后需要按比例收取一笔手续费。”一位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担保公司都有关系,有的担保公司的人就在银行工作。负责人盖个戳,钱就可以拿去用了。”上述人士说。

  上文提及的张先生,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为了依靠上他,当地另一家规模不小的担保公司成立之时,张先生以其特殊身份获赠该担保公司10%的股份。而当地知情人士称,该担保公司专做高利贷。

  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宁波市宁海县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有一些是政府官员的家属,家里闲钱多,投出去赚利息,“比存在银行账户强”。

  对于这类“公开注册、私下运营”的投资公司,参与者多为民营企业主,“只要账上资金能够拿出来都会拿出来流动,用作中短期的放贷。这种贷款利率相对低一些,也多被认为是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参考标”。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并不容易,贷款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拿去放贷显然收益更高。”宁波市一位调剂商行的老板向记者透露,拿银行资金做其他投资,如股市或者楼市,或者拿去放贷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据记者调查,银行需要重点审核的环节即主要为贷款用途、贷款人信用资质等。若无上述中介机构及银行人士的“门路”,这些环节均难以通过。  

(责任编辑:王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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