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低收入国家增长新动力:‘金砖四国’角色”报告显示,尽管发达经济体依然是“低收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助力,但过去十年间,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低收入国”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按照世行的定义
,“低收入国”系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75美元的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在非洲的参与度最令人瞩目。
比如,尽管2008年—2009年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三成,但来自中国的投资却激增80%;同时,巴西官方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3年以来,巴西在非洲的投资额已过100亿美元;印度贸易部长莎玛(Anand Sharma)在今年3月28日预测,该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在2015年会从2010年—2011年的450亿美元,升至750亿美元。
IMF的报告显示,“金砖四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国有公司,并且直指自然资源领域。但这种投资偏好并非一成不变。“有更多迹象显示,‘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扩张到农业、制造和服务(尤其是电讯)领域,”IMF的报告称,私营部门,包括中小型企业,也正逐渐加入这些投资项目,“而这些项目亦能增强金砖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性,并且拓宽低收入国的生产和出口基础”。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今年初的一份报告,在新千年的头十年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至少有六个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乍得、莫桑比克和卢旺达。而根据另一份渣打银行的预测显示,五年后的20年内,非洲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将达7%,且略高于中国。
这意味着,这些非洲传统的“被援助国”将逐渐成为寸土寸金的投资热土。这些国家巨大的市场,毫无疑问将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以尼日利亚为例,高盛公司去年公布的“经济增长环境指数”显示,该国得分在过去十年中接近增长1倍。该指数综合考量多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
金砖概念的创始人、高盛公司的奥尼尔去年7月在巴西圣保罗路透新兴市场精英汇上对媒体表示,“倘若未来十年尼日利亚此项指数保持如此升幅,许多投资者会为自己未早早投资尼日利亚而后悔不迭”。这也难怪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奥孔乔-伊瓦拉(Ngozi Okonjo-Iweala)去年对媒体表示,“非洲早就该展现自己跻身第五金砖国的潜力了,它并非只懂得依赖援助,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但无论未来是多么乐观,现实的情况是,非洲国家长期普遍存在的政治动荡、法制欠缺和腐败横行等,都给投资者带来同样的疑问:非洲准备好了吗?
一种担忧是,非洲国家的法制长期欠缺,大部分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严重落后,且政局也不稳定。加入这些因素,最终会对投资者产生多少回报?
另一种更现实的担忧是,非洲国家流动性普遍较低,且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大量的资产流入远超过非洲国家的吸纳能力,从而最终产生泡沫,造成长期的货币危机。
这种担忧虽然目前看来尚属远虑,“因为现在虽然投资增长很快,但对‘低收入国’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很缺乏资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主管金恩亿(Mwangi Kimenyi)在华盛顿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目前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资产泡沫。
但俄罗斯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 )新兴市场投资银行主管法拉瓦拉(Hasnen Varawalla)并不表示乐观,“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于非洲某些国家”。
但即便如此,法拉瓦拉也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这些非洲国家的政府,”他建议,“首先得建立一套合理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创造一种离岸财富基金,或者通过类似的方式来阻止其货币的大幅升值。”
在“金砖四国”投资非洲中,中国的表现尤其引人瞩目。今年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部纪录片《中国人来了》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资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利益纠葛。
而近期利比亚危机,中国政府派专机撤离本国35860名中国公民,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在非洲渐长的影响力。
以资源丰饶和流动性较高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为例。2006年,中国政府与尼日利亚达成了4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交换协议;同一年的5月13日,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政府将投入2.67亿美元在尼最大的港口城市拉各斯(Lagos)建立莱基自贸区(Lekki Free Trade Zone)的首期项目。
“中国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对非洲国家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国际才会如此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动作。”世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德维拉扬(Shanta Deverajan)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自1991年起,中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50万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6亿美元,增长近1000倍。
“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仍将被其传统投资国所主导,”牛津商业研究集团的塔施马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举例,“尽管类似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这样的机构看上去非常忙碌,但他们的存在及影响力远不及众多的欧洲和美国公司。”
牛津商业研究集团的数据显示,来自欧盟与北美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仍占90%。世行的报告进一步解释道,近年来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欧洲国家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最大投资者,占68%。美国与加拿大次之,占22%。而中国的份额则在1%至2%之间,超过日本与韩国,但在西班牙与荷兰之后。
世界银行的德维拉扬担心,随着更多国家投资非洲,可能使其陷入“资源魔咒”,即过多单一地依赖于资源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非洲产油国政府现在从石油获得的收入是不透明的”。
但IMF的报告却认为,历史上拥有丰厚自然资源的低收入国最终都能在其增长的同时将其出口多样化。“比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智利都曾严重依赖于资源出口,但最终这些都不是问题。”但IMF也指出,究竟这些国家能多快丰富其出口,也取决于这些国家自身的政策,以及外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