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商》
作者：于莉娟 陶卫华
+ 策划/《民商》编辑部
采写/《民商》记者 于莉娟 陶卫华
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国民在面对GDP 数字时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倚重期待，另一面又心怀苦涩。这个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国度在面对GDP 时并未有足够的自信，即便是在今日中国已赶
令人欣慰的GDP 数字背后，无法掩盖这样一些现实：高房价、通胀恐慌、贫富分化加剧，增长的就业矛盾，未富先老，幸福感萎缩……当民众最终发现，GDP 的一路上升并没有换来更加富裕而美好的生活时，不免纠结叹息。
中国百年改革，一直梦想着让人民真正平等、富裕起来。社会主义中国，也因把人民二字提到了最高位置，而为民所拥护。新中国60 年，就是一部致力于改革经济、还权于民的历史。吊诡的是，经过30 年变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却增长愈慢，城乡差距愈大……
经济学家常修泽绘制了一张研究图表：代表30 多年来中国ＧＤＰ增长值的曲线，斜着向东北方向；代表居民收入的曲线则是较平缓的向东，两条线出现一个“剪刀差”。
这一图表，形象说明了中国的国富民贫现象。如今这一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因为与其相联系还存在着另一个危险趋势：民众权利的空心化和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
中国人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3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最大成就在于让最大多数人获得平等致富的机会。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改革走进了某种怪圈：财富不断增长，但财富和获得财富的机会日益向少数人、少数集团集中。
因此，相比国家财富的增长，居民收入在考虑房价、物价等因素的前提下，没有实质性增长，甚至是出现负增长。加剧的生活压力也导致中国百姓幸福感缺失，产生民生忧虑。今年人们的感受尤其强烈：“巨大的GDP 总量靠高房价、高物价来支撑，这样的GDP 让人胆寒。”
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经济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无不与其相联。中央近些年不断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增长，也基于缓解这一矛盾。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政府一直在试图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贫富差距仍在继续在扩大。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30 多年国家财富不断增长的背后，是政府对资源的强势垄断。所以我们看到，税收在增加，民众负担在增加，政府开支却在膨胀，权力资本在扩大。以至今日，政府在分配财富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决定力量。社会财富固化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一种可以约束政府恰当分配财富的机制始终未能建立。
最终，国富民穷模式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增多，困扰百姓的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经济失衡、社会失序危险在加剧。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恶性循环。而改变这一循环的唯一路径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公权力的约束监督机制，让权让利于民。
今天中国经济经过30 年高速发展，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然而，民贫却依然是中国的顽疾。
话题一：悲喜GDP
2011 年伊始， 中国收到了GDP 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开年大礼。然而多数中国人以淡然心情迎接这一消息。与之相比，另一组数据更值得反思。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人均GDP 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在世界排名95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
GDP 超日本
“中国GDP 总量已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 年2 月14 日，日本公布了2010 年GDP 数据， 数据显示，2010 年日本名义GDP 总值总计为54742 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意味着中国在名义上GDP 世界排名已仅次于美国，同时也标志着日本自1968 年从联邦德国成功夺取“世界第二”的头衔后，不得不在坚守了42 年后将宝座拱手让给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之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
对此，国际社会颇多肯定。美国《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戴维?巴尔沃萨（张大为）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他说，这一“里程碑”尽管早在人们意料中，但仍是迄今中国崛起的最有力证据，“世界必须正视一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
这种赞许无疑反映了通过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落后面貌得到实质性改变, 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５年前中国ＧＤＰ仅为日本一半，近些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越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照这进度，中国经济最早在２030 年实现超美。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三分之一。美国第二季度ＧＤＰ为３.52 万亿美元。
由此，外界开始提出，中国不应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毕竟中国已与GDP 总量世界第二、出口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等名位联系在一起。加上中国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及举办奥运会和世博 会向世人展示的魅力, 都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才有的形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中国2010 年GDP 数据、回答中国经济世界位次问题时却这样表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仍存在发展方式粗放、人均国民收入不高等问题，需要冷静客观地对待。”
人均GDP 过低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多于一个只有几亿人口的国家，是很正常的事情，丝毫不值得炫耀。”网民的表达最直接:“GDP 总量只是浮云，要比就比人均GDP。”
专家们对此指出：GDP 虽然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相对于GDP 总量，人均GDP 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显示：日本去年人均GDP 为37800 美元， 美国42240美元，中国3600 美元。中国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世界银行统计，去年全球人均GDP 为8613 美元，发展中国家中间值是3260 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与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在同一水平线。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指出，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 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 多万人没有脱贫。中国还有1.5 亿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为此，庞大的GDP 不过如纸上富贵，很多民众尚在不断抱怨着自己身处的经济窘境。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精英阶层和贫穷大众之间已经出现一条巨大的鸿沟。中国目前有数百个亿万富翁，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却处在全球最低国家行列。
“我们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差距很大。而日本的发展，比如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指出。
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2010 年日本名义GDP 被中国赶超回应的话语更值得思考：“日本不会与中国竞争GDP 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国富民穷病灶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时，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尔迪认为，其中一点是政府在分配资源上有决定力量，“处于同样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做不到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则警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将面临体制瓶颈，“政治主导的资本短期能让经济如鲜花怒放，但或因市场缺陷而衰落”。
上述人士分析，从GDP 增长来说，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目前主要是靠投资和外贸，依靠低成本和低要素价格。然而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 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越来越恶化。
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认为：中国需要转化经济增长模式，把“世界工厂”和“GDP 情结”尽快转化过来，把经济增长落实到经济品质的提高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
显然，中国正面临GDP 增长的现实矛盾，虽然国家GDP 富有，但民间所得甚少。政府征税过多，而普通百姓劳动收入增长缓慢。从1995 年到2007 年， 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中国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 倍左右，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 倍，农民才增长了1.2 倍。
而在美国， 其民间消费占GDP 比在同样的60 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日益显现出权力资本潜行的恶疾，即经济成果为少数既得利益和权力集团所收益，普通民众难以分享。专家指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劳动者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意味着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 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中国目前的物质基础远强于20 年前，但部分民众的幸福感反而出现赤字。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这些弊端的受害者。
话题二：追问幸福感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 指标的信号， 也使得GNH(Gross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总值) 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民众也开始盘点自己是否幸福。
焦虑大于幸福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的幸福感不升反降，民众仿佛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 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1979 年至2005 年GDP 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
2010 年人们的感受尤其强烈： “巨大的GDP 总量靠高房价、高物价来支撑，这样的GDP 让人胆寒。”网民直言不讳道自己的切身体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没有同步推进，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脱节，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困扰百姓的问题不断积累，如物价问题、房价问题、看病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最终形成民生焦虑。
不公让人感觉不幸福
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下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
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 增长。有关调查显示，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 个在职人员就有3 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压力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来源的16.5%。
而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可以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
中国互联网研究室首席评论员王俊秀指出，前些年大学生毕业首选外企，现在却转投国企和政府机关，这表明青年人在择业时更多地在寻求一种“保障”：外企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无限，当公务员却可以享受很多有形或无形的好处，工资好像不高，却可以有人际关系、住房等方面的资源。
关于公务人员“登顶”各类“幸福”调查的新闻并不鲜见。2009年5 月，武汉市社科院曾发布《武汉市市直机关女公务员现状调查》，调查称从个人素养、事业发展、社会态度等多个方面看，武汉市女公务员的幸福感较强。2008 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2008 年4 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也是公务人员。
有评论认为，工作稳定、福利保障完善和社会地位高，是公务员倍感幸福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而言，公务员越幸福，而纳税人所受的剥夺感就越强。
调查指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以及民众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都是幸福感的相关因素。
GDP 与幸福的辩证关系
专家指出，“不应把幸福感与GDP 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将GDP 与幸福感等指标相互补充，作为考察社会发展进步的依据，才有益于社会的和谐。
幸福指数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毕竟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家庭月收入越高者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王俊秀认为，鉴于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相关调查还显示，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拥有外地农业户口的调查者幸福感最低；认为自己生活得“没有尊严”的人幸福指数也排名末席。
因此，在今年地方两会上，可以看到，包括广西、重庆、黑龙江、安徽等多地区在内，都预计“十二五”期间GDP 翻一番。其中，一些省份甚至还提出人均GDP 也要实现五年翻一番的目标。“各地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一，制定不同的GDP 增速目标可以理解。”有专家强调， “GDP 不增加，全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都无法提升，改善国民生活也就无从谈起”。
“未来五年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有幸福感”，温家宝总理承诺：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使人民生活感到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中国面临巨大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实质，就是国家不断提升的力量和国际地位，逐渐转化成国民的社会福利。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贵博士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亟需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财力的同步提高。
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话题三：惶恐通胀潮
进入2011 年，“通胀”、 “经济发展过热”等标志宏观经济环境的词汇开始频频出现。普通大众的普遍忧虑是：还会再涨下去吗？
令人担忧的无所不涨
“涨”作为2010 年众多网友从七八千常用汉字中票选出来的年度汉字可谓当之无愧。2009 年10 月新上市卖4.5 元1 斤的绿豆，到2010 年5 月涨到了10 元1 斤；4 月全国均价每斤5.69 元的大蒜，到六七月已经涨到了10 元多；11 月生姜价格涨到7.13 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这样离谱的涨幅让人无法信服，而这种离谱确实也没能坚持多久。
以棉花为例，不仅创造了国内10 年间的最高纪录，也突破了国际棉价15 年来的最高点，最大涨幅达50.56％。然而，在一片棉花减少产及自然灾害的传言下，最终还是被曝出了游资炒作的内幕。而“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腐不起”等新兴词汇的背后，游资都难脱其责。
然而，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这些涨得离谱的商品，遍布各类商品中普遍的涨价大潮才是真正的困扰——食用油全面涨价！麦当劳全面涨价！幼儿园全面涨价！建材全面涨价！一线化妆品全面涨价！水电煤气轮番涨价！从奢侈品和进口化妆品，到农产品与日常消费品几乎无所不涨。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自2010 年11 月份最受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CPI）指数超过了5%，达到了5.1%，创下了新高后, 一直到2011 年2 月,CPI 指数一直在5% 左右徘徊。
物价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的同时，更对企业提出新的挑战。一份调查显示：从2008 年开始，92％的企业出现了原材料不同程度的上涨。75% 的企业工资支出比重稳步增涨。81％的企业受土地价格及房价普涨的影响，在房租水电物管费用方面成本不断攀升。就连最容易削减的市场推广费用，也仍有55% 的企业费用在上涨。
时评家时寒冰提醒说：必须清醒地看到，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涨，最主要的力量，并非来自实际需求，而是源于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世界各国疯狂发行纸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拯救经济的必然结果，是货币的贬值。当滥发货币成为共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就从隐忧转变为直接的担忧，并采取避险行动，这类资金与投机资金合二为一，成为资源类价格暴涨的推手。
同时，由于消费低迷，下游的商品供应大部分是过剩的，资源类价格即成本构成因素上涨，使得企业通过市场转嫁成本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只能自行消化。这必然减少企业的利润，抑制企业生产扩张积极性，从而，使得企业因资源类价格上涨而收缩规模。
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市场的逻辑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货币政策都作出史上罕见的同步反应——货币供应和流动性大量增加。专家分析，这种情况一定会增加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过低的资金成本和过于充裕的流动性，还会助长石油和原材料的投机活动，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再现人间。早在2009 年，就有经济界人士作出如是预测。
今天，当通胀再也无所遁形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指出这确是源于成本推动。“我们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就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厉以宁指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有四种原因造成：第一，原材料短缺；第二，农产品供不应求；第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引起了物价的上涨；第四，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
“货币超发- 房价上涨- 物价上涨”的逻辑在中国从来就是通的。土地和地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倒逼着涨。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反过来又会牵引着农产品涨。这是社科院刘煜辉指出货币向CPI 传递的通道。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胀压力。根据稍早些时候发布的汇丰新兴市场指数（EMI），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于2010 年第四季重新加速，但投入价格指数较上一季度攀升近6 点，突显各新兴市场通胀压力急剧上升。
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师简世勋表示，目前最大的隐忧来自通胀。自2008 年初数月的粮食与能源短缺过后，EMI 中的成本与价格成份指数从未出现过如此令人担忧的数值。新兴市场的决策者能否抑制通胀，这是投资者在2011 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不愿意大幅加息或让本币升值，“量化紧缩”措施因而成为主要手段，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最近为控制信贷规模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便是例证。然而，很多政策被质疑打在了棉花包上，无法达到希望的目标。
防控之策
“今年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全球流动性宽松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应该是防控通胀上升和资产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指出，“通常，政府在评估经济形势的时候，习惯把经济下行的风险估计大一点，而把经济上行的风险估少一点，这种传统思维本身就是风险所在”。
在应对政策选择上，中国虽然已经几次上调利率，但幅度的微小让经济界认为不起实质作用，只是心理施压而已。经济学家谢国忠点明说，“其实央行很可能不愿意上调利率，但公债利息的走高将最终迫使它这么做，但是它绝不可能足够快速地上调利率以切断通胀产生的动力”。
过去8 年中，中国的货币量涨了4 倍，高速工业化驱动着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2 倍，高估的土地和房地产像海绵一样吸食着溢出的货币量。故此人民币资产是枢纽，一旦资产下行发生，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将退却，经济将显著减速。然而事情的关键是：决策者对于经济减速缺乏容忍度。
专家指出，当下中国应对通胀，收紧货币还得摆在首要位置，而刺破泡沫和经济减速是必须付出的短期代价。
二元经济结构、城市行政等级，是中国城镇化路上的两座大山。
话题四：矛盾城镇化
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的新增长点，然而特殊的国情，让中国不得不走一条独特的城镇化之路，其中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城镇化不应是拆迁盛宴
至2009 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 个，比1978 年增加了475 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最近5 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国的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模式，与世界“标准”的模式相同之处在于，城镇化都由工业化推动，劳动力由土地密集型农业向城镇工业生产转移。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中，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只是个配角。
从目前的现实看，不少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借着城镇化大做规划，大征地、大拆迁、造新城，以突破指标。甚至一些小城镇规划都贪大求全，盲目规划，动辄提出十年二十年内人口要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面积达到几十平方公里。由此引发了一场地方的大拆大建和圈地运动。
而在这一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不一，但总体标准过低，仅为土地的短期产出收益，而忽略了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
处在分配链末端的农民，利益“被弱化”现象突出。以安徽省南陵县为例，为推进整村土地整治项目，对大浦试验区现有分散村庄进行撤并，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统一安置。通过对原农民宅基地及部分滩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新增了耕地1200 多亩。这些节约出来的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置换为城镇用地指标，以每亩20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负责试验区建设的企业，而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标准却仅为10 元/ 平方米。即便是被视为城乡统筹示范点的成都市，在近6 年的实践中，虽然不断提高了农民和农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分配比例，但这一比例提高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政府。
专家指出，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容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以“统筹城乡”为旗号的城镇化最终成了“统筹土地”，忽略了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保障措施的配套。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配套保障迟滞
苏联计划经济的城镇化模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彻底。这一城镇化的历史背景是，以行政手段控制、法律制度保护的城乡隔离、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模式的根基，户籍管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核心是户籍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
专家指出，目前正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工业化把农民带到城镇来，只解决原来农村不充分就业这个最重要的“饭碗”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在城镇长期生活的其它两个问题：住房与生活保障。据统计，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的百分比已由1980 年全国人口的20%，快速提高到2010 年的47%，但实际上，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享有城镇居民的权利与福利的人口大约只占全国的30%。城镇人口中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不算是真正的城镇人口。
而这部分人群的公共服务问题如何解决，他们能否在城镇安家落户，城市政府是否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以上种种，都是难以确定的未知数。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 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为了建立一套全面的社保的系统，很多国家用上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是上一百年的光景。从这个经验来看，中国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这个过程中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途要走。
户籍限制是难点
温家宝近日表示：中央正在出台一个文件，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照这一文件精神，政府主张农民工首先要在放开的县以及所在镇解决户口。对于大城市，应该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
有学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农民工大约占总人口的10%，如果每年能解决1% （约一千五百万人）的户籍问题, 再加上每年新增的民工，大概10-15 年应可解决这个国家的大难题。按粗略的测算，一千五百万农民工变为市民，国家每年财政支出将增加450 亿元左右 ，约占2009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68477 亿元）的0.7%，或是相当于2009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的百分率（11.7%）小数点后的零头（0.7%）。这笔数是国家财政近几年完全可以承受的。
而如果把这两亿人的劳动效率、消费潜力都释放出来，可以想象将新增大量耐用品的消费，并带动服务行业大量新的需求。
目前，广东、重庆已经宣布朝着这个方向踏出一步，推出本省（市）民工落户城镇的一些措施，尽管步伐仍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象只限本省（市）的民工，而且重庆还要求农民工“土地换户籍”。
中央政策的目标，是要通过城镇化来拉动内需，破解当前国际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要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解决城乡矛盾，促进农村发展。主要矛盾集中在，先让农民进城定居和消费，才能实现拉动内需最直接的效果。
如何正确看待和有效化解“就业难”与“用工荒”之间的矛盾，成为今年两会上倍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话题五：求解“就业难”
新春伊始，各地频现“用工荒”，就连普工也“荒”，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正如专家对“未富先老”阶段的预测一样，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消失，将长期面临用工难题。然而中国在面对“用工荒”的同时，却也依然面对着“就业难”的问题。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有600 多万，“就业压力”有增无减。
结构性失业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1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 万人，比去年的611 万多19 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一般把就业困难或者失业现象分成三类：一类是周期性失业，摩擦性的失业，结构性的失业。专家指出，大学生主要面临结构性失业。他们受了一些专业的教育，这些专业的教育使其技能过于单一，就业方向相对窄了，而劳动力市场必须得有恰好的技能需求才能与之匹配。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不少企业主苦于招不到工人、工厂无法开工，“用工荒”缺技工也缺普工。另一面却是大学生工作难找。这两种情况都是各地区以前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以及粗放式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结果。
俞敏洪分析，产生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所提供的可供高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我国大多企业都属于制造业链条的低端部分，企业生产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老模式，可供毕业生高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并不多。而另一方面，传统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经营方式急需改变，完整的现代产业价值链条急需形成。
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上，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伴而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大学生分布于相对中高端的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可以实现产品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而现在这条价值链出现了断节，正反映大多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依存度较高、靠订单存活，还处于靠赚资源和劳动力的差价生存的阶段，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了。而“用工荒”将逼迫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
知识结构需要更新
调查显示，有68.1% 的待业大学生把求职当作每天最主要的任务；43.3% 的人会用空闲时间看书自学或参加各类培训班，以提高自身能力。可见，待业大学生一直积极而且主动地谋取岗位，而非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和帮助。
但知识结构的陈旧让他们难以就业。在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严重错位。四年一个周期的高校专业设置决定着专业人才的输出周期，大学生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周期有较大的关联。产业结构调整的后面带来的是职业、职位、岗位的变化。以沈阳地区为例： 1990 年至2004 年6 月淘汰了30 个职业，又新出现60 个职业，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变化速度是高校专业培养人才的2—4 倍，形成了人才供需市场配置的时间差。
四年前还是社会需求的热门职业，四年后变成了滞销专业，供给与需求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上海，2003 年高校中60%的本科生在机械类、电工类、土建类、经济学类和管理工程类等10 个专业，而生物制药、城市发展、现代物流、汽车与成套设备、新材料、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大量人才缺口，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又跟不上。紧缺的13 大类101 个职业岗位需大于供。
行政分割有待打破
大学生为何会待业？是就业期望值太高，放不下架子吗？调查显示，待业大学生中，大多数人对自身的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
有63.8% 的人认为自己介于精英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28.8%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仅有7.4%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英。在薪酬问题上，有48.5% 的人愿意接受1001 到2000元的工资收入，这远低于上海市发布的2009 年毕业生指导工资。相比之下，待业大学生寻求个人发展空间的需求十分强烈。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沿海大城市成为待业大学生求职的主要地域。
商务部研究院李健博士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要进一步扩大毕业生的就业去向，鼓励更多的毕业生到基层去、到部队去、到中小企业去、到中西部地区去。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就业指导，改变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外，还必须继续加强和完善相关的扶持政策并使之长效化。例如，对愿意去农村基层政权和参军入伍的毕业生，给予学费补偿；对到中西部地区去工作的，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对到中小企业工作的，妥善解决社会保险。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很大，也跟地区差异有关。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改变这个现象，就需要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更有吸引力。同时，要进一步拓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鼓励一部分大学生走自主创业的路。但遗憾的是，由于创业教育滞后，配套政策不到位等原因，我国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的比例，目前还不到美国的1/20。
俞敏洪提出，国家在制定帮助和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时，应该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加快经济的转型，尽快实现国民经济从以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主，向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变。如此才能产生大量需要高层次人次的岗位，企业对脑力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大幅提高，从而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
话题六：忧患贫富分化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 的警戒线。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两级分化加剧
至2010 年末，中国可投资资产在千万元以上的个人达38.3 万人。其中，可投资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人士预计将超过2 万人。 “暴富群体”的出现，是“两极分化”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 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目前中国收入排在前20% 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 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 倍，而在美国是8.4 倍，在俄罗斯是4.5 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 倍。
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占有，那么消费率畸低也就成为必然。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白领开始精打细算。蚁居，蜗居，扣扣族，海囤族的出现，道出了白领生活的日渐窘迫。本来应是社会重心的中间阶层，不但没能如愿与日俱增，反而被压缩的越来越小，更多的中间阶层在各种生活成本高企的情况下，滑向贫困人群行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每天为基本的生存发愁！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各种景象都在提醒着中国已经进入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向下的危险境地。
据称，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 元， 这比2008、2009 年1196 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尽管2011 年的扶贫新标准大幅上升，但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印度3 倍以上，但是即使采用新标准，中国贫困标准仍低于印度。
机会不均等
相比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家增长发展的不足，更大的忧患在于大部分国民不能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稳定的洋葱头”( 或曰“金字塔型”) 形态，大多缘于机会不均等，也就是不公平。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如果80 年代农村开始的改革还可以说是双赢的话，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到了一部分人的获利，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地步了。
有人认为，富人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但是整个社会，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者。这群“暴富者”，靠的是特权，靠的是不平等机会。
这一“暴富群体”或“暴富阶层”与人口总数相比是少数，但以其所侵占的财富来说，则决不是“极少数”。从2008 年至2010 年，中国千万富豪拥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占全国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分别为19.9%、21.4%、22.4%。这意味着，到2010 年末，38.3 万名千万富豪将持有约22.4万亿元可投资资产。
而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仅90 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 ﹒ 2%—16 ﹒ 8%。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充分说明了中国财富的现实。
一组数据可以证实中国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出于不公：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 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 左右的一般水平；从经济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超过0.5（警戒线为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 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 倍。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
收入分配是重点
人保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的关键时期。
他强调，要“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
自去年以来，全国30 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达10% 左右，有的甚至调高了25%，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上海市112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北京市11 元；还有一些省市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期待“十二五”期间达成“倍增”的目标。
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考虑工资，工资属于第一次分配范畴，而个人所得税属于第二次分配范畴。在第一次分配中出现的差距，要用个税来调节。
财政部公布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显示，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收入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 左右。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个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谁真正承担了最重的税收负担，也就是说，哪个阶层交纳了最大比例的税收。就我国的税制来说，很显然是一个让穷人多交税的畸形结构。
目前中国的个税扣除，能落实到位的只有按工资表发放的数据扣缴，但是工资以外的个人收入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主体的情况下，平均线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税负没有合理的核减。今年两会的热点之一，正是提高个税比例，以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对象重点向富人倾斜的个税体系。
事实上，收入存在差距很正常，民众怕的是差距不合理、不公正。目前我国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往往不单纯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很多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和行业垄断带来的。垄断行业，无一例外收入较高。而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都是竞争性行业。
当前中国正处于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新态势。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均富之道，还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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