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规模不分割调控 全年总量或达14万亿

　　“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同比少增3225亿元，广义货币M2增长16.6%，说明2011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较为成功。”

　　4月14日，在央行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如是介绍。此前，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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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融资规模”首度亮相，盛松成针对外界关注的概念、统计方法及依据、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相关性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同时透露，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味着今年这一指标将在14万亿左右，基本与去年14.27亿的规模持平。

　　而对于外界指责央行有强化行政调控之嫌，盛松成强调，央行将遵循市场化调控原则，也将符合市场化调控方向，采用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的手段，“我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符合市场化调控原则，但市场化一定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将来条件成熟，央行也将考虑试公布月度社会融资规模。据央行初步统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少增3524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至53.5%。

　　此外，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突破3万亿大关。截至2011年3月末，外储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5564元人民币。

　　“绝不会分割调控”

　　分析一季度4.19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结构，可发现宏观调控奏效的种种迹象。

　　间接融资总量和占比均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比去年同期少增3524亿元、457亿元和1471亿元，此外，2009-2010年广为盛行的信托贷款同比降幅明显，一季度仅增加91亿元，同比少增3204亿元，占比下降至0.2%，同比低4.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直接融资比例大幅提升，在信贷紧缩和加息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债券市场一片火热，一季度企业债券融资4551亿元，同比多增1874亿元；企业债占比同比提高4.9个百分点，为10.9%；此外，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和委托贷款也增加明显，二者同比分别多增309亿元和1684亿元。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一季度社会融资总规模比去年同期略少，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央行在融资结构多元化背景下，进一步拓宽货币政策的关注面和提高其有效性的一种有益尝试。

　　从信贷结构上看，3月新增贷款6794亿元，较上月回升主要源自于居民户贷款多增1727亿元，这主要是因为前期已经签订合同的住户贷款需求集中在3月投放；票据融资继续减少，同比减少2622亿元。

　　交行分析，若以全年人民币新增贷款7.5万亿调控目标算，一季度占比约为30%，投放节奏较为适度。

　　此外，3月末M2同比增长16.6%，比上月末高0.9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1个百分点。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分析，这一数字略高于预期，M2反弹主要是信贷同比多增和外汇占款增长较快所致。

　　在央行看来，涵括广泛的社会融资规模绝不意味着要把其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盛松成强调，“绝不会搞分割调控！”

　　而如何做到“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用盛松成的话说，既有一个合理的问题，又有一个保持的问题，既要考虑总量，又要考虑结构。

　　作为一个流量和增量概念，外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涵括项目仍有争议。

　　焦点包括，为何未将外汇占款、FDI、国债等指标纳入。如，此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应包含外汇占款。他认为，中国与流动性总量相对应的全社会融资总量包括三部分：一是贷款，二是外汇占款，三是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

　　2010年，外汇占款、FDI和国债总和不到5万亿人民币。

　　盛松成解释，社会融资规模实为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而FDI、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则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对于国债，其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资金大部分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有部分进入实体经济，且国债发行属于财政政策范畴，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成调控目标尚待时日

　　针对外界质疑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统计、调控的可行性，盛松成表示，统计是社会融资规模编制、监测、分析的基础，“一行三会”历来有统计方面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非常畅通的。目前，这一指标已上升到国家决策层层面，“三会”明确表示支持统计和编制，支持数据共享及时沟通。

　　这一指标与货币政策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让外界“很纠结”。包括官方使用与非官方讨论中就存在四种说法——社会融资规模是货币政策监测分析指标、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货币政策的总量指标或中间目标。四种提法各异，涵义也有所不同。

　　盛松成表示，首先，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监测分析指标，总量指标作为一个反映总量的中性指标，目前没有异议；争议点集中在中间变量和中间目标两个指标上。

　　尽管后两个略有区别，但社会融资是否承担中间变量和中间目标角色，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它是不是一个调控指标。

　　此前央行已专文阐述“社会融资规模取代人民币贷款，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的合理性。然而，作为新生事物，盛松成笑言，现在就要回答它是一个调控目标还是中间变量很难。

　　他形象地比喻，“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作父母的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健康不健康的问题，然后才去考虑适合当演员还是做科学家。”

　　上个世纪90年代央行的实践可资借鉴——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92年起已研究M0、M1和M2；1994年三季度央行开始按季向社会试公布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监测目标；试公布约两年后，货币供应量于1996年正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就像货币供应量一样，社会融资规模最后能不能作为一个中间指标，当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