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黄湘 叶伟强
为了不走进巴西已经走出的发展陷阱，中国应从这个金砖国家学习什么？
飞机逼近圣保罗，城市的轮廓显现出来，楼宇渐次清晰，一大片一大片看不到边际。即使遍历世界名城，仍会感慨于这座南半球第一大城市的规模，身边一位哥伦比亚商人则插话道：“你根本找不到比这里更富于商机的地方。” 【央行一边冻结银行内几千亿资金 一边印出几万亿现钞发向市场】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宣言。巴西，这个“金砖四国”（BRIC）中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同为迅速崛起的巨型经济体，中巴关系愈发紧密，促使我们两年间第二度远赴巴西。2011年3月，从海滨名城里约热内卢到首都巴西利亚，从亚马逊森林深处的玛瑙斯，到金融商业中心圣保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了数十名专家、官员、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
记者对巴西两次采访，都是在巴西总统率庞大的政府与商业团队访华及金砖国家峰会的前夕，但比之上次针对时任总统卢拉的专访，此次历时更长，覆盖面更广，也更为深入。
这个以桑巴和足球闻名于世的国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矿产、石油等原材料和农产品，还能有什么更为深远的意义？
去除自得之后，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会发现：作为一个资源大国，走过数十年坎坷的弯路，巴西终于摆脱了民粹和威权交替的阶段，正在转向完全不同而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民主和自由市场、负责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弥合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一个不同于中国，但同样具备巨大潜力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
不是追赶者
从政府建筑到棚户区，都蒸腾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这既来源于稳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经济，更根植于其不断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决不平等社会痼疾的政策
初看之下，巴西似乎在追赶中国的脚步。经济上，2003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长4.2％，2010年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6.4％左右。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的GDP增速高达7.5％，比起中国也并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奇迹”。国际影响力上，巴西正在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G20、气候谈判和贸易谈判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声音。以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体量，巴西同样在承办接踵而至的全球两大体育盛会——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等等。
细读巴西的演变，则能看出更悠长的意味。
“在过去8年到10年中，巴西完成了重大转变。政府的社会分配计划，例如家庭津贴成为巴西市场的主流。”巴西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蒙特尔（Fernando Pimentel）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一上来就在强调社会分配的改革。
强调社会分配并非巴西独有，但同在拉美，其方式却与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的左翼民粹路线截然不同。巴西今日成就，与其痛定思痛走出民粹主义陷阱密不可分。
控制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但把通胀率从20世纪90年代2557％的高峰降至正常水平，成就不可谓不显著。巴西已经从1999年开始实现通胀目标制，其保障是央行的绝对独立。困扰巴西近一个世纪的通胀，终于套上了“笼头”。
更为重要的，是巴西政策的稳定和连续。从1995年自由派卡多佐政府，到以左翼身份上台、今年刚刚卸任总统的卢拉，再到卢拉曾经的助手、现任女总统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虽然两党票基和政治诉求各异，但政权交接平稳有序，而自由市场、审慎的财政支出和紧钉通胀的货币政策，更是一脉相承。
诚然，货币币值高企、出口受损、通胀的威胁仍不时探头，这些困扰着中国的难题，也同样在困扰着巴西。但从首都巴西利亚充满象征主义的政府建筑，到贫民窟色彩斑斓的棚户区，都蒸腾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这既来源于稳定的政治和蓬勃的经济，更根植于其不断改良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治理，以及解决不平等社会痼疾的政策框架。
修复社会断裂
予惠于民的政策并不新鲜，但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自身过往和众多拉美国家的新路，终于走出了巴西历史持续几代人的民众主义陷阱，以及挥之不去的通胀梦魇
低矮的房屋沿着亚马逊支流Tapajos河岸展开，零星的几户散落在丛林深处。码头是一个木棚，附近辟出一片空地，成为这个40多户居民的村子里惟一的足球场，十几个孩子在土场上比赛。
社区首领是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两年前我们已经通电了，也有电视机。”他眯起眼睛，脸上带着笑容说，“我的梦想是发展。”
什么是发展？他回答：“能有个上下水的卫生系统，孩子们能上网。”
在这样一个经济拮据的丛林村庄，有孩子上学的家庭，每月可以领到22雷亚尔（约合12美元）的补贴。政府每月把钱打到银行账户上，父母们手拿借记卡，划船两小时，到最近的镇子上找ATM机提款。
支持孩子上学的钱，来自于巴西政府的“家庭支持计划”（Bolsa Familia）。条件很严格：小孩在学校必须保持85％的出勤率，接种疫苗，而家庭总收入在每月140雷亚尔的贫困线之下。
“家庭支持计划”并不是很贵——仅占联邦政府预算2.5％、全国GDP的0.5％——但惠及整个贫困阶层：在人口不足2亿的巴西，有1200万家庭领取这一教育补助。
12美元不多，但对贫困家庭而言，已经是15％到100％的额外收入。2003年卢拉政府大力推行之后，效果显著。
“极度贫困群体的下降，收入差距有所缩小，青少年上学率的提高，都部分归功于这一计划的成功。”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新巴西》一书中评价道。
66岁的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出身贫民窟。他曾自嘲，身为惟一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总统，他为最多的巴西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在他的社会治理系列政策中，教育只是其中一环。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除了青少年教育，还有失业保险、最低工资等。
卢拉政府财政部经济学家巴博萨（Nelson Barbosa）估算，2002到2008年，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为GDP的6.9％到8.6％。在经济危机时补贴总量不降反升，2009年最低工资提高了12％，政府补贴总额占GDP的9.3％。
2010年4月，卢拉为财新《新世纪》撰文指出：“的确，为消除饥饿和贫困需要大量资源，不过，比起为拯救危机中濒于破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付出的代价，这一部分的资源消耗量已经相形见绌。”
“这些项目的直接效果是，经济危机期间个人消费仅仅小幅下降，此后迅速反弹。”巴博萨说。
与贫困作战的另一个战场是公共卫生，而这在卢拉前任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时期已经打下基础。要控制艾滋病传播和为无力支付的病人提供治疗，巴西政府与拥有专利的各大制药商甚至美国政府公开对抗，取得了本地企业低价运用“鸡尾酒”疗法的权利，成本减半，以供本国病人使用。
巴西政府一系列重在调整社会平衡的政策，是痛定思痛的结果。早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巴西就经历过“经济奇迹”，此后亦经历过“失去的十年”。罔顾社会公平、把广大民众排斥在发展之外，造成社会阶层之间严重的断裂，被认为是巴西无法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
予惠于民的政策并不新鲜，巴西在这方面也走过漫长的弯路。但这一次，巴西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自身过往和众多拉美国家的新路。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用石油财富向穷人提供食品、教育和医疗，但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因为其巨额公共开支引发通胀，而通胀对于贫困阶层来说不啻洗劫。2010年，委内瑞拉通胀率为27％，高居拉美各国首位。
纵观巴西历史，“民众主义”也一度是主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政府就力主提高最低工资，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障。但与现在的情况正相反，处于集权状态下的民众主义，伴生的是经济发展的迟滞，和屡治屡败的通胀。
卢拉式扶贫虽不出奇，但的确有效。其筹钱的经济基础迥异于拉美左翼邻居，也终于走出了巴西历史持续几代人的民众主义陷阱，以及挥之不去的通胀梦魇。
民众主义忧患
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百年史
空中俯瞰亚马逊，丛林绵延不见边际，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和矿藏。巴西的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2007年在近海发现大型盐层下油田，使该国石油储量在拉美仅次于委内瑞拉。
到过巴西的人，每常惊叹于这里社会的多元，种族意识的淡化。非裔巴西人口超过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日本国土之外，没有哪个城市的日裔人口比商业之都圣保罗更多；此外全国还有2500万意大利后裔、1000万德国后裔和1000万黎巴嫩后裔。在巴西的日子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自我介绍时，都喜欢谈论自己的混血出身，很自豪也很自然。
如此庞杂的社会构成，如此丰富的自然条件，却曾被其领导人形容为“拉美病人”。药方是威权和社会保障的结合体，结果是一个特殊的民众主义和畸形的城市化发展。
“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亦即独裁者。”1930年上台的巴西总统瓦加斯如此宣称。
瓦加斯一方面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称“罢工是对劳资双方都有害的反社会行为，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相违背”，一方面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工人获得了带薪休假、老年和残疾补偿、削减工时、最低工资制等待遇。
这样的民众主义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它不同于深具乡村特性的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城市民众的诉求。工业主集团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需要适当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同时，工业主集团为了对抗强势的大农场主集团，也需要与工人阶层结盟。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在政治上，民众主义有赖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向一盘散沙的民众许诺，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而心怀敬畏和感激的民众也愿意团结在拯救他们的领袖周围。
1937年，大权在握的总统瓦加斯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号称“新国家”，取消了此前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削弱议会权力；建立了总统领导下的法团制度，即政府在每个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如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取消一切政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拉美翻版。
在经济上，民众主义确立国家的计划和干预作用，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工业；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名义工资、控制物价，由此实现收入再分配。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忽视了财政赤字和通胀的危险，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民众主义将乡村排斥在外，加剧了巴西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大量乡村百姓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前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中比比皆是的贫民窟景观，直至今日依然如鳞伤遍体。
随着“二战”结束和德国、意大利的失败, 巴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新国家”将陷入危机。1946年，他们在军方支持下迫使瓦加斯下台，自上而下恢复了民主制度，允许政党和各类自发建立的社会组织存在，总统和议员通过民选产生。
但是，新制度并没有改变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多民主形式只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虽然宪法原则上承认了罢工权利，但是，各项立法又使得这一权利实际上形同虚设。
此后的一段时期，巴西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其中的许多问题。
巴西在1930年启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50年代进一步深化。这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模式。
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官方的宣传口号“5年等于50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前景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一个幽灵也开始游荡，它就是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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