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以“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为例，对“国民道德滑坡何等严重”表达忧心；4月16日，就有诸多动物保护人士不惜在京哈高速上拦车，以拯救520只可能被屠宰的狗。
恶与善，以两极分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恶者，忍心将毒奶粉送入同类之口，以致有无辜婴儿为之惨死。善者，爱心之盛及于并非自家宠物的普通动物，为此甚至冒了生命与违法双重危险。他们同属一国国民。
恶与善，其实会更内在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反过来，找个一辈子一件人事也不干的 “社会渣滓”，也难于上青天。
人性到底是善是恶？哲学命题留给哲学家去思考。现实地看，舍生取义的圣人罕见，见利忘义的坏人不少，但趋利避害的普通人，才是社会的主流。
正常环境之下，食品厂商只能谋取平均利润。一旦利益被无限放大，害处被无限缩小，趋利避害的普通人，就很可能演变为见暴利而忘义的“道德滑坡者”。
同样，没人督阵，监管方也多半会怎么省事怎么做。新华社4月18日的消息不仅证实了这一点，犹有过之：在罚款返还制度下，为了多收罚款，监管部门甚至会放水养鱼，对违规违法厂商网开一面，以使罚款源源不断，而厂商则将罚款纳入成本计算，继续自己的暴利伟业。
对此种监管俘获或曰官商合谋，最强大的反击，只能来自消费者自己。作为选民，若有政治权利问责监管者，直至要求其下台，则监管者何敢无所作为乃至反向作为？作为消费者，若有司法渠道要求造假商家巨额惩罚性赔偿，厂商又怎会冒关门歇业的巨大风险？
的确，中国诸侯经济严重，司法地方化顽疾未除。但从制度设计来说，美日等国食品监管早有 “连坐制”，一家企业出事，全地区受牵连，这正是对治地方保护主义的一剂良药。任你能给本地创造多少税收与产值，生产经营者的道德血液再少，也架不住人人喊打，地方政府一同受损。
温家宝说得好，国际经验也是一面镜子。若真下决心治理食品安全问题，选民问责、消费者主权、食品标签制与连坐制，皆可拿来就用，易如反掌。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说是道德滑坡，自然也有道理。食品造假、人与人之间冷漠、官员腐败层出不穷。种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的确常在你我身边发生。若满街都是圣人，以义驭利，争心不起，一切裁断于内心的道德律，社会岂非也会公正自在，秩序井然？
可惜，一辈子只做好事，而且总是能以恰当的方式做好事的圣人，五千年出过几人？若满街都不是这样的人，却偏要以类似方式设置权力结构，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运转主要依靠人的道德，而非对权利的保护与对权力的制约，就只能导致伪圣迭出，大奸小恶，防不胜防。
官德败坏，明规则消隐，民众就将无所措手足，只好随潜规则起舞，以谋取一线生机。结果，反而严重地毒化了人心与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正可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法治不彰，仅谈道德，则道德必然衰败。
要跳出这种道德追求的悖论，只有超越所谓圣人之治，走向法治。法治之下，权力得以驯化，官员遵守基本的政治伦理，房产商便不会把“不行贿”作为自己的特立独行的道德标签，民众更可安心生活。生产馒头与奶粉的，有意成圣作贤的，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与那些有信仰者一起，如温家宝所倡：仰望星空，涵养德性。
不妨化用一句孔子的老话：官员之德风，民众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因如此，在留意“道德滑坡论”的同时，更要看到温家宝是在将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并列论述，强调政治、司法、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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