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善的智慧

　　4月19日，胡润和福布斯同日发布2011年中国慈善榜，曹德旺家族最近一年以45.8亿元的捐赠额荣获“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的荣誉。作为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曹德旺极富创新精神，他是率先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最早借助资本市场力量的民营企业家。在成为行业标杆后，他又在慈善事业上体现出“善的智慧”，独创了特有的捐助模式，他表示，慈善不是把钱捐出来就行了，“要看着这个钱真正用到地方，真正发挥效益，并且尽可能不断产生效益。”

　　曹式慈善

　　宋馥李

　　4月19日，胡润和福布斯同日发布2011年中国慈善榜。在胡润慈善榜中，福建曹德旺家族最近一年以45.8亿元的捐赠额登上“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宝座；而在福布斯慈善榜中，按个人排名，曹德旺去年的现金捐款额排第二位。曹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这家公司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捐款已达50亿元，其历年慈善捐赠额度占到其财富的40%。除了对捐赠数额的认定，曹德旺的捐赠方式得到了胡润慈善榜的肯定。在4亿元捐建福州图书馆的项目中，曹德旺这样实行善款问责：由福州市政府出让土地，曹德旺全程介入项目建设，监督善款的使用。考虑到未来的管理，图书馆首任馆长由曹德旺选聘；考虑到未来的运营，还计划将地下一层做成商场，收入用于图书馆的运营。有人评论，曹德旺不是捐出钱来建一个图书馆，而是建成一个图书馆捐出来。

　　曹德旺试图为自己创立的河仁基金会摸索一套模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花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把钱捐出来就行了。我是要看着这个钱真正用到地方，真正发挥效益，并且尽可能不断产生效益。”

　　而对西南干旱五省区两亿元的善款发放，则开启了曹德旺对慈善捐助的另类探索，首开慈善问责先河，被称为史上最严苛的捐款。

　　借助行政的慈善

　　2010年春，曹德旺和曹晖父子俩做了一个决定，拿出两亿元，发给需要救助的受灾农户，每户两千元。那时，西南五省市正在遭受历史罕见的旱灾，一些山区人畜饮水困难，许多农户颗粒无收。

　　但曹德旺做慈善不是简单地把钱捐出去，他想“紧紧盯着，确保这些钱发给真正急需这笔钱的人”。曹德旺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当过农民，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儿。所以，他要求合作者中国扶贫基金会不能把钱发给“当官的人和有钱的人”。

　　为了瞄准发放对象，中国扶贫基金会制定了一个长达15条的排除标准……同时，曹德旺还设定了严格的合作条款：管理成本不超过600万；在2010年的11月30日前完成项目，执行时间为6个月；差错率不超过1%，如超过了1%，基金会要按照差错额的30倍来赔付。

　　之前，公益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似“对赌”的协议，曹德旺赢得了最苛刻的捐款人的称号。“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规模的项目，仅凭公益机构的一己之力，是没办法完成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说。最基本的受助对象名单的获取，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帮助。

　　地方政府配合该项目所花费的工作经费和支出，是隐形的管理成本，王行最的估算是，这部分成本不会低于600万。

　　王行最坦陈，实际上两亿元调动起来的行政资源不止是从上到下的扶贫系统，各省的主管副省长均表现出了重视。而到了具体执行项目的县一级，扶贫办往往只是具体执行，真正的动员组织是县级政府，有些甚至是县委书记亲自过问。

　　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受助的五个省市的扶贫办签署框架性的合作协议。然后，还要和省扶贫办以及具体受助的县，签订执行协议。

　　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省扶贫办在“违约条款”中说明：如扶贫办或项目县擅自调整项目内容、资助标准及变更捐赠款发放方式，或出现虚报资助数字、对项目执行过程造假、截留资助资金等情况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以行使下列权力：追究当事人责任；向扶贫办的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将违约事实在相关媒体上曝光；该项目的已投入资金全部由扶贫办承担。

　　而在三方协议中，又特别说明：如果是因省扶贫办和受助县人民政府的问题导致基金会被罚款，省扶贫办和县人民政府要共同承担。这被称之为“责任状”。

　　实际上，曹德旺在受访时也自豪的说，他的“苛刻”的条款，实际上是帮了基金会的大忙，因为基金会可以同样苛刻的要求政府部门来完成，起到头悬利剑的作用。当然，除此之外，曹德旺还有自己的一套监督办法，他通过助手的实地走访，发动媒体调查等手段，挥舞着问责大旗，独立行使着监督权。

　　执行的压力

　　从管理费说起，曹德旺被众多媒体冠以“苛刻”的标签，因为它远远低于一般公益机构善款总额10%的惯例。其实，曹德旺从来没有提出3%的概念，3%是倒推出来的结果。不过，曹德旺曾私下里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真的执行不好，我也不会让你们赔30倍，因为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但600万的管理费肯定是没有了。

　　这两亿元善款中，根据曹德旺的意愿，其中有970万元用于四川通江县建造的一座便民大桥。剩余的款项，扣除管理费，可以资助92150户农户。92150户，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到具象的人，要经历艰苦的瞄准和定位，这也是善款发放最为浩繁的工作。

　　那么，两亿元善款，究竟发给谁？

　　有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鼎力支持，善款发放遵循着从“省-县-乡-村”的行政序列，逐层来缩小受助农户的范围。中国扶贫基金会对项目县的确定原则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省级贫困县；本次旱灾受灾情况严重，受灾损失大；本次旱灾获得各界捐助较少。既考虑受旱灾比较严重，也考虑受资助情况，还要通盘考虑实际情况。例如，在救助县最多的云南，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涉及了四个地州，这四个地州的贫困县便被排除。宝钢集团挂钩帮扶了普洱市的四个县，有1000万元的特别扶困资金，自然也被排除。镇雄县是五矿集团在帮扶，但五矿同时帮扶三个县，帮扶款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而镇雄受灾又比较严重，也被列入。

　　按照相似的原则，17个受助县，再逐级确定受助的乡和村，到了最后一个层级。则由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组长根据资助原则，用排除法列出待资助农户名单。通过自然村、村委会、乡镇三级审核，确定最终资助名单，上报县执行办公室最终审核确定。“村干部拿到名额后，组织开会来讨论，首先确定本村内符合资助条件的名单和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名单，然后是公示，公示之后，名单汇总到乡，再到县。最终确立待资助名单。”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桓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受助村里的公示栏里贴着的受助农户名单和标准。公示的效果非常显著，过了一段时间后，某些名字就被用横杠划掉，旁边用小字注明被划掉的原因。

　　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中国扶贫基金会得到的，是每一个受助县长长的待资助农户名单，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逐个剔除掉不符合标准的，对受助农户的身份进行逐一核实，这主要由基金会主导，基金会和西南的6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招募了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几轮培训后，投入到了繁杂的复核工作中。

　　经过志愿者复核，原本纳进来的，一部分人会被排除掉。同时还要检查，看是不是独立的一户，防止有人为了领到钱临时分户，这需要判断户口的登记和打印时间。另外一项，则是观察农户家的基本情况，房子的情况，装修的情况。

　　位于行政体系末端的乡村干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并不见得所有的村干部都乐于参与和热烈响应。例如，广西隆林县，在乡镇和村级培训时，针对“公职人员家属的”这一排除标准，一些村干部提出，他们的工资也低，跟老百姓差不多，这样的善款为何他们不能享受？

　　自然也有预想不到的问题，一个受助村注册户才28户，但是人口将近200人，一家有7、8个人。其实很多农户早就分了家，但为了省5块钱工本费，没有办分户手续，这在户口本上没有体现，所以无法按分户资助。操作的手段的局限，导致一些应当受助的农户与善款失之交臂。

　　6个月的执行时间里，确定待资助名单和复核名单，是主要的环节，最后的打款环节则一蹴而就。王行最说，现代的汇兑技术，也提供了“不经过中间任何环节，将善款一次性发放到位、杜绝被截留”的可能，这也是在分析项目可执行性时的重要依据。

　　在核对过所有受助农户的信息后，新办的存折分发到位，善款在一个集中的时段，进入到了9万余账户里，善款发放宣告结束。

　　可复制与不可复制的

　　有别于一般性公益项目对透明度的要求，两亿元善款发放中，全方位的透明和纠错机制，成为亮点。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NGO的作用就是监督作用，对于瞄准机制，通过层层聚焦，排除法之后，经由志愿者复核进一步起到监督作用，最大程度地避免地方政府捣鬼。当然，为监督投入的成本也是可观的。

　　公益项目的透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过程的透明，一个是结果的透明。结果透明，是只把结果公之于众。过程的透明，就是把流程的设计、执行和成效，全过程实施透明。对此，王行最说，善款发放需要的透明，不仅是结果透明，需要从起始到终点的全程透明。

　　对于17个受助县的政府，则更多的是执行压力，善款发放极高的精准率，是一项政治任务。他们的担心是：给谁钱不给谁钱，如操作不当，很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

　　2010年7月15日，广西那坡县城厢镇永乐村伦停屯的农民，就来到镇政府上访，他们对镇长说：“听说有曹德旺、曹晖资助善款，我们村为什么没得到？”实际的情况是，永乐村并非贫困村，离县城只有4公里，按照善款发放确立贫困村标准，永乐村自然被排除在外。幸好，因为过程透明，且有标准可资参考，解释清晰后，上访很快消弭。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对项目实施了评估，在评估报告中，他这样评价：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各地拥有一定的行政合作网络的公益组织才能执行这样的项目，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基金会，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因此，这样的要求，不具有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大量执行成本都被政府所承担了，一般的公益组织根本达不到。这个项目除了需要极强的操作能力，还需要动员政府资源的能力，需要有与政府合作的经验。

　　“政府你可以尊重他，但是他有缺陷。好像一台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缺了这个角色也不好看。”曹德旺这样评价政府在善款发放项目中的作用，但他同时表示，：“西南五省这个钱呢，确实做起来难度很大，基金会花（这个钱）有难度，我去考核也有难度。”

　　如今，两亿元项目尘埃落定。通过对92150户农户抽样评估发现，受资助名单中的所有农户得到了2000元善款。对于2000元对现在和将来的用途的评估结果是，51.6%的受助农户用于买生产资料，45.8%的用于买粮食，36.9%的用于看病买药，31.1%的用于还债，修建房屋的有29.6%，用于发展新产业的只有2.3%。

　　这让曹德旺救助“穷人”的理想得到了实现，在开项目总结表彰大会时，基金会草拟了提供给媒体的新闻通稿，其中有关于曹德旺对该项目执行的评价：高度赞赏。曹德旺看后，将“高度赞赏”轻轻划去，改为“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