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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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由刘学询拟定的密电码，被命名为“虎城”，由庆亲王直接交给了慈禧太后，太后亲自保管，另一本则将送交给日本天皇
赌王刘学询从庆亲王奕劻手里，郑重接过了那份指示他赴日结盟的秘密上谕。随同秘密上谕的
这是1899年5月23日，大清国中央在另一份公开上谕中，宣布刘学询等将赴日“考察商务”。
这本密电码，由庆亲王奕劻调集了总理衙门的编码高手，秘密设计，专供中日两国皇室秘密通讯之用，其作用相当于日后国家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
根据日后国民党党史专家对刘学询的采访，刘宣称这本密电码是他本人亲自拟定的，并且命名为“虎城”。这本密电码由庆亲王直接交给了慈禧太后，由太后亲自保管，另一本则将送交给日本天皇。
显然，如果中日两国启用了这本密电码，则日后的东亚历史乃是世界历史都可能将因此而改变。这本密电码，如今已不知去向，但在日本的外交档案中，保留下了它的“凡例”部分：
“国电密码编成二册，各存其一，去来通讯，俱从汉文；去电直达日本东京，宫内大臣转递。来电直达清国北京，庆亲王转递；按码寻字，先查直行，后查横行，四数合成一码；电局投递，开首须用明码。如中国去电，首写‘日本东京，宫内大臣转’九字；日本来电，首写‘清国北京庆亲王转’八字，余用密码。”
据刘学询说，这是一次极端秘密的外交，他本人与庆亲王、慈禧太后之间完全是单线联络，中央的其他官员和部门一概不知情。从日后来看，刘学询所言不虚，即使同行的庆宽，也未必了解刘此行的全部目的，否则，刘不可能在东京与最大的“反政府分子”孙文秘密会见后，回国还遭到庆宽举报，却未受任何实质的处分。
更为惊人的是，刘学询日后透露，李鸿章在他动身赴日前，对刘的出访动机有所察觉，向刘保证自己将全力支持与日结盟，不因曾经的对日敌意而阻挠。刘学询因此请求慈禧太后改派李鸿章出访，自己作为随员，但被太后否决。同时，慈禧太后也向庆亲王表示，刘学询此次如果出访成功，将继续派他出访英、美等国。
上谕及密电码准备好后，次日（5月24日），庆亲王要求内务府大臣准备两份厚礼，一份以慈禧太后名义为日本皇后准备，一份以光绪皇帝名义为日本天皇准备。
日本方面，秘密来京参与会谈的小田切，则赶到位于东交民巷路北玉河桥以东的日本公使馆，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商议。尽管中国方面故意选择了远在上海出任总领事的小田切，而不是近在咫尺的矢野文雄，但这种舍近求远，与其说是与小田切心有灵犀，不如说是为了便于试探，容易给今后留出退路。对于中日结盟，两国内部必然都有不少反对者，国际猜疑和压力也会很大，以级别较低的小田切为对手，目标相对较小，进退相对比较自如。至于小田切要去与矢野文雄商量，那既是日本内部的事务，也是大清国所乐见的。
北京方面的情报，很快发到了东京。日本外务省指示，矢野公使亲自出面，与小田切一道，再与庆亲王秘密会谈一次。
会谈安排在6月3日晚，地点在日本公使馆内。庆亲王向日本人出示了那本密电码，以及光绪皇帝于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写给日本天皇的一封密信。
光绪皇帝的密信说：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维中国与贵国，海疆接壤，风俗同文，和好夙敦，纪之盟府。朝鲜一役，误於浮言，弃好寻仇，实非朕意。自马关修约，荏苒数年，大局变迁，时艰孔亟，外忧内患，相逼而来。
“朕以亲支，入承大统，膺兹艰巨，日切冰兢。因念我皇太后两次垂帘，削平大难，中外要政，罔不周知。谨援嘉庆朝成案，吁恳圣慈训政，分朕焦劳。上奠宗社之安，下慰臣民之望。
“仰蒙懿训，救时之策，首在交邻。环顾友邦，亦惟我两国，同处一州，共兹休戚。屡欲认真联络，固我唇齿。法贵国维新之治，以立我国自强之基。而诚意拳拳，末由迳达。用编密码一册，特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赍赴贵国，敬递大皇帝御前，尚望秘存。除交涉公事，循例仍由两国政府妥商办理，凡两君通讯，即凭此册密码，互相电达。所冀箴规远锡，匡朕不逮，庶几邦交永固，外侮不乘。我国之利，即贵国之福也。
“附呈皇太后致送礼物六种，又朕奉赠礼物四种，略表微意，用志弗谖。惟大皇帝鉴之。”
庆亲王先谈了刘学询的出访动机，矢野文雄对中国的好意表示感谢。但他立即提出，传说刘、庆二人负有秘密使命，刺杀康梁等，请庆亲王核实。庆亲王完全否认，表示此次密使出访，与康有为毫无关系。双方的会谈焦点，就是日本方面要确定密使出访的真实动机。
次日（6月4日）上午，矢野文雄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拍发了长电，报告了会谈情况。三天后（6月7日），外相青木周藏回电指示矢野公使，“欣然迎接”刘庆两密使来访，日本政府支持两国朝廷巩固亲密，但对于具体细节仍需“充分考量”。
6月8日，矢野将东京的指示转告小田切，小田切遂在6月11日清晨启程，与刘学询一道离京返沪。在小田切的行囊中，多了一批珍贵的礼物，这是前一天晚上杨崇伊专程送来的：光绪皇帝向他颁赠“二等第二宝星”（勋章），慈禧太后赠送了宋瓷等贵重礼物4种，庆亲王则赠送更为贵重的礼物。
回到上海后，小田切在6月23日写给外务省的长篇报告中，说道：
“此关于清国宫廷求亲交于本邦之事，聊陈卑见，相信并非画蛇添足。清国皇帝欲效本邦维新之举，改革庶政，此乃明白之事实。不幸所用非其人，所为非其事，中途挫折，局面一变，以至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排斥新政，起用变法的反对者。现在时事日非，中外情形日见险恶。忧虑无措之际，恰逢伊藤侯爵对庆亲王、荣禄之劝告，矢野公使之忠言，许景澄等采用本邦制度，改革自国兵制之建议，张之洞、刘坤一等认为同我国亲交，维持大局与清国利益的休戚相关建议奏上，以及内外四方之包围刺激，皇太后遂下此决心，不再犹疑。
“刘学询去年冬天以来，来上海同我往来，探悉我国情，并一一经庆亲王密奏皇上皇太后。皇太后由此决心益固，自不待论。刘对此事功不可没。从来该国之官吏学士中，欲保东亚之大局，而向宫廷方面建议，与我国通好者，虽不乏其人，但本次事件之原动力，却非由于彼等之策划，亦非宫廷方面主动欲为而采取此手段，一言以蔽之，中外时势使之然也。
“本次渡日之密使使命，乃将皇帝亲笔信函及密电电码，呈奉我天皇为主，视察我经济事业为副。在上谕中有明白说明。我国对该密使之待遇，及其在我国所见所闻之处，他日会有莫大的影响，切望帝国政府能暗中给与优遇。”
这位日本外交官，已经在憧憬着中日结盟的美景。然而此时，北京的反对声浪却已经开始卷向庆亲王、刘学询等人。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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