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改革辩论：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这已是全球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方向在哪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改革目前的全球主权货币体系，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提升为全球超主权货币。这一方向的终极形态是将SDR设立为全球储备货币，并推进SDR的全面应用。

　　另一个方向，则是坚持目前的主权货币体系，承认美元依然存续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但接纳更多主权货币进入全球主流货币。这一方向的终极形态是推进人民币等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中国而言，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多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应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目前既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略。

　　2011年3月18日，在南京G20会议召开之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推进SDR改革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两个方向上，均进行了深入讨论。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会议上指出，让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可预见的未来，SDR仍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无论人民币是否进入SDR，中国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

　　如此看来，在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务实推进中，中国的主导方略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国际多元货币体系建设。

　　SDR改革方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教授主张实施单一特别提款权账户方案。他认为，IMF任何一笔交易都应该基于SDR，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SDR的分配作为中央银行储蓄放在IMF。IMF应该是基于特别提款权的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应该与中央银行在IMF的存款相挂钩。基金组织可以像中央银行一样进行借贷而不是依据份额或安排进行借贷。

　　在这一设计中，SDR将成为未来的全球超主权货币，而IMF将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奥坎波还认为，应扩大SDR在私人市场的应用。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曾经提出一种方案，SDR变成自由浮动的私人货币，没有基础篮子，由市场决定资产。奥坎波相信美国不会按照艾肯格林的提案进行改革，因为SDR如果变成私人资产，其数量变得更多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此次会议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一种不同的改革提案，他的提案包含了更广泛的SDR分配，使它日后能够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资产。

　　中央财经大学此次会议依然达成了一份可供G20会议参考的提案：适当扩展现行的SDR体系。会议建议，从两个方面来提升SDR的作用。一是增加SDR的发行，二是扩大SDR在IMF贷款中的使用。

　　2009年伦敦召开的G20峰会曾建议将SDR的发行规模扩大到2500亿美元，这个意见后来被采纳并且很快得到了实施。中央财经大学此次会议建议，今年的G20会议应该再次通过类似的计划，在今后3年内扩大SDR的发行规模，譬如每年增发1500亿到2500亿等值美元的SDR。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方案是建立全球储备货币，SDR是一个选择。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能形成的。

　　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方案

　　以SDR超主权货币为方向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讨论是目前的主要讨论方向，中央财经大学此次会议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方向上也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礼卿教授即认为，考虑到超主权货币的形成需要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只能在长期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在短期内更具现实性，中国应该寻求短期和中期内的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认为，储备货币多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我们还没有世界性的政府”。目前美元不能很好地发挥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而且，由于互联网络具有强大的竞争力，采用多种货币进行结算的能力不断地提高，储备货币多元化不可避免。

　　在这种思路之下，胡永泰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应该改变的三个方面，他所提出的设计迥异于目前由IMF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发行SDR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胡永泰认为应该削弱IMF的责任。

　　他指出，第一，在当前只有一种储备货币的情形下，IMF都没有管理得非常好，如果国际货币体系加入更多的货币，IMF管理和监管的责任将更为艰巨。鉴于改革IMF的困难性，世界将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的机构，来规避基金组织的职能。“新”的基金组织将是区域货币基金的联合体。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将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

　　第二，应该有一个超国家机构，对资本项目下的跨国交易进行监管，由于还没有世界性的政府，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在人民币和欧元之间将建立直接货币市场。这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来推动。

　　第三，外汇操纵的识别并不是过去的事情。投机者不仅存在于私人部门，还存在于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解决之道在于成立国家储备货币体系工作小组进行协调。

　　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福尔茨（Ulrich Volz）回应了胡永泰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兼顾IMF和区域金融安排的作用，它们之间不应被视作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要使区域金融安排成为全球金融架构和治理改革中的一部分。

　　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创始人及执行主任格里菲斯-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教授，不同意福尔茨提出的把区域金融安排同IMF相联系的主张。

　　韩国高丽大学朴英哲教授指出，自从国际货币体系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货币和汇率体系以来，新体系的提出者必须要解决当前汇率安排中的缺陷。现在所说的多元货币体系至少有三种到四种货币，然而，还有其他一些货币，比如澳元，尽管不是储备货币，但是能够自由借贷。如果新兴经济体能把它们的货币国际化，使其货币能够借贷，那么它们就可以在金融买卖和贸易中以其货币标价。

　　人民币方略

　　在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框架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其中的点睛之笔。胡永泰教授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国际化的货币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比如伦敦是世界上第二大国际金融市场，但是英镑并非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胡永泰还强调，中国和有密切往来国家之间相互持有对方货币，人民币已经开始国际化进程。由于国家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中国的GDP预计在2027年追上美国的GDP。由于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从贸易结算来看，人民币将更多地作为结算货币。此外，考虑到生产的分散化，供应链采用共同货币以保持成本可控。考虑到大部分的终端产品都在中国制造因而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能性极高。

　　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讨论是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易纲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在过去的几年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在今后会稳步地推进这一进程。最近在跨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被更多地使用，主要是由市场推动的，表明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中国政府只是放开了过去的货币结算限制，并没有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易纲强调，让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可预见的未来，SDR仍然是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像美元和日元那样过渡。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时间表，中国政策环境只允许其稳步和渐进式推进。无论人民币是否进入SDR，中国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

　　易纲还指出，对于中国这样存在很多资本管制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非常接近在岸市场汇率。易纲指出，尽管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是低估的，但事实上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如今的人民币汇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于均衡价格。

　　但对于人民币成长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客座教授克雷格尔（Jan Kregel）提出了一个疑问：人民币要替代美元，达到美元的供给规模，中国经常项目逆差应该达到GDP的15%（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5%，其经济总量大约为中国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贸易发展战略，问题这做得到吗？

　　前述奥坎波教授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反对者。他反对建设亚洲债券基金，他认为，目前对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增加，仅仅是因为预期人民币升值。这一预期如果不再，人民币国际化就会受到挫折。

　　泰国前财政部长差隆波（Chalongphob Sussangkarn）也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应该有不受限制的离岸市场，外国人可以投资于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本身的经济总量或储备不够大，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应该慎重考虑货币国际化的步伐，而且要时刻注意离岸中心，避免遭到冲击。美元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它的货币市场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在会议上指出，对中国而言，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谨慎从事。